• 品味與科技

    旅居紐約的日本國寶級音樂人坂本龍一,很愛光顧一家位於曼哈頓區的日本餐廳Kajitsu。餐廳大廚Hiroki Odo擅長「精進料理」(即素食),令坂本深為欣賞。可是這家餐廳有一點瑕疵令他無法忍受,以至不得不去信Odo表達不滿:

    「我喜歡你的食物,非常尊重閣下並且深愛你的餐廳,可是它的背景音樂太糟糕了。是誰選的?誰把這堆令人難受的東西混在一起?你的食物美如京都的桂離宮,可是餐廳的背景音樂卻令人想起特朗普大樓。」坂本龍一並非首次受不了某餐廳的背景音樂,通常他不再光臨便是。可Kajitsu卻是他深愛的餐廳,這麼美好的地方豈可配上如此惡俗的音樂?大師終於按捺不住了。

    作為國寶級音樂大師,坂本當然不會無理取鬧,所以他除在信中表達不滿外,還自動請纓為餐廳選曲,以配合它的環境和氣氛。結果,一張絕無僅有的「坂本曲單」應運而生。四十八首樂曲裏並無坂本本人的作品,卻在在流露大師的品味(只要在串流音樂平台Spotify搜尋Sakamoto / Kajitsu等關鍵字, 就可找到這張曲單)。

    《紐約時報》一位記者無意中發掘出這個故事,並得到坂本本人的證實。這個星期天上午,當我如常瀏覽網站尋找寫作靈感時,看到此文使我莫名其妙感到心弦強烈震動。初創與科技無異令社會更進步,但單單追求前進向上似乎並不足夠;若在衣食住行更方便外,更有像坂本龍一這種對品味的堅持和對美的追求,才能獲得更豐富的心靈滿足。

    不久前我參與了一家調研機構就某科技巨企的市場調查,當中不少問題,圍繞受訪者對FAAMG(Facebook, Amazon, Apple, Microsoft, Google)的觀感。在理性上,Google得到我最多的認同–它帶來的方便獨一無二、它的科技最尖端、它人才最鼎盛;但當一觸及品牌、文化、形像等感性的印象,蘋果卻獨佔鰲頭,遙遙領先。又如身邊有不少朋友開始疏遠Facebook,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平台將雅與俗用同一把秤篩選,越受歡迎的題材得到越多曝光,但它們未必有品味。結果一些朋友像坂本龍一無法忍受餐廳的背景音樂般,但又對選曲無可奈何,只好離開。

    這讓我想到一個常常思考的問題:為什麼有些非常優秀的應用科技,方便快捷功能齊全,深受13億人喜愛,卻無法征服世界?從品味的角度出發,可會得到一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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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

    李樂詩

    品味

    朋友推薦的一本書:The Four: The Hidden DNA of Amazon, Apple, Facebook and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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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精簡版8月3日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千禧上班族

    上週文章「千禧創業家」提到,有投資者朋友本想投資三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創業家,但遭婉拒,理由是三人不想承受一旦失敗所要面對的責任。另一位見過三人的投資者也有點失望,因為他們無法展示創業家應有的必勝之心。

    千禧創業家尚且如此,千禧上班族又如何?如果向聘用千禧世代的老闆們提出這個話題,我想他們的苦水吐三日三夜都吐不完。千禧世代當真如此不濟,社會怎樣進步?我想未必如此,不如先說幾句我弟的經歷。

    弟弟大學畢業後,工作了五年左右,一年前剛換新工作。在他上一份工,弟常向我抱怨,說不明白為什麼前任同事會花那麼多時間在一些他看來十分簡單的工作上。有些前任同事得花整整五個工作天才完成的任務,我弟往往一個下午就弄好了。弄好之後他無事可幹,上司又不指派新任務,他只好在餘下的四天半內,找些可有可無的活來「扮工」。我想任誰都看得出他在辦公時間表現得多百無聊賴。

    如此過了一段時間,他忍受不住,就把工作一弄好就交上,望上司會交托新任務,好使他別那麼悶。可是他老犯錯,這裏漏一些,那裏差一點,雖然不是什麼重大失誤,但小修小改總免不了,這就給同事、上司留下一個做事馬虎的印象。後來我給他說,既然你做得那麼快,不如不要急著交,做好後多複檢幾次,把瑕玼改正好,才將作業工工整整地呈上,不是皆大歡喜嗎?弟弟採納了我的建議,人家五天的活,他半天弄好,然後再用一天半日複檢,終於把任務又快又好地完成,自覺小有進步,上司也感到滿意。

    我後來偶而看到《金融時報》一篇舊文,才發現我弟的經驗並非獨有。千禧世代因為從小接觸應用科技,對各種軟件熟悉程度更高(tech savvy),所以做事遠比他們的上一代有效率。「嬰兒潮」同事要好幾天才弄好的文件,千禧世代三兩下功夫便完成,一做完就喊悶,而上司卻以為他們在偷懶,或做事馬虎,因而留下壞印象。長此下去,千禧世代覺得工作悶、感到不被重用,上司卻不滿他們不勤奮、不盡責,衝突往往因此而起。

    當然現實要複雜得多,但從我弟的經歷就知道,要好好管理千禧上班族,只要肯了解他們,還是有方法的。比如千禧世代相對不那麼計較金錢回報,但很重視工作的意義。如果老闆懂引導他們發掘任務的趣味,給他們發揮的空間,千禧世代往往可以不計報酬而把一件事盡心做好。所以Google讓員工抽20%時間開發新方案的做法很值得參考,這等於「用盡」他們的時間,而他們還會感謝公司給予發掘興趣的機會呢。

    還有一招,就是「回贈工時」。以我弟為例,別人每天做八小時的活,他有方法五小時做好,餘下幾個鐘頭,讓他提早下班行不行呢?當然這對許多講制度的大企業來說,肯定不作考慮,但人數較小的中小企又如何?有一位卅歲出頭的年輕老闆告訴我,他發現以升職加薪來激勵員工,根本不起作用,有些員工甚至以升職為懼,因為不想承擔更大責任。加薪也無效,每月多兩千元,他們覺得不痛不癢。但若每月多放幾天假、年假增加一些,員工可高興了!做事也更有勁。對千禧員工來說,「加假」遠比「加價」來得有效。

    嬰兒潮或X、Y世代的上司們可能會感慨,憑什麼我們要作出改變,去遷就千禧世代呢?話不能這樣講。千禧世代沒機會坐上經濟高速增長的便車,他們必須出類拔萃,才有機會超越父母的成就。而且這也不算什麼遷就,只是因應他們的興趣和能力,讓他們有更大的發揮和貢獻而已。

    千禧上班族真正的考驗並非如何超越嬰兒潮或X、Y世代的上司們,而是如何確保人到中年時,謀生技能不被人工智能或機械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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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千禧創業家

    上文之精簡版7月13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紅妝時代

    無線劇集《宮心計2深宮計》正在熱播,首集出場的兩位女角韋后和太平公主,引起我的好奇:武則天專政期間,其他宮中女性也有機會從後宮走到台前嗎?

    好奇心驅使下,我找到一本絕頂好看的歷史書:《亂世紅顏》。作者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曾多次獲邀上《百家講壇》主講隋唐歷史,好評如潮。《亂世紅顏》敘述的歷史,大約由「神龍政變」年邁的武則天被逼退位開始,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策動「先天政變」、結束太平公主的生命為止。在這不足十年間,唐朝總共爆發了五場政變、兩個皇帝被迫退位、一個皇帝離奇死亡、一個皇帝成了太上皇;除動盪外,這段歷史的另一特色是女強人格外多,她們輪番登場,成就了一段史上絕無僅有的「紅妝時代」。蒙曼主要勾劃了四位舉足輕重的女子:太平公主、韋皇后、安樂公主和上官婉兒。

    太平公主是武則天和唐高宗唯一的女兒,她「有一位皇帝父親、一位皇帝母親、兩位皇帝哥哥」,而自己也想當皇帝。太平公主先在「神龍政變」中嶄露頭角,協助哥哥李顯登基為唐中宗,又在「唐隆政變」中與侄兒李隆基聯手,推另一位哥哥李旦成為唐睿宗。她才華不遜其母,而且權傾朝野、富可敵國,只可惜遇上的終極對手是後來唐朝最英明的君主之一李隆基,最終死於三尺白綾。

    韋后是唐中宗的妻子、武則天的媳婦,在丈夫被流放期間練就堅毅的個性。中宗暴斃後,她一度想學武則天那樣奪權,自己當皇帝,可惜她的政治實力難與當年的武氏相匹,結果很快就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聯手鎮壓了。

    安樂公主是韋后的女兒,史書形容她「光艷動天下」,是唐朝最美的公主。她甚得中宗歡心,曾要求父親冊立她為「皇太女」,將來好名正言順接班當女皇帝。「唐隆政變」發生時,其母韋后倉皇逃生,她則眼見大勢已去,索性好整以暇更衣化粧,「死都要靚」,結果還是被禁軍一刀斃了。

    最後提一提上官婉兒。前述三位女性都是貴族,唯上官婉兒出身宮婢,大文豪爺爺上官儀因得罪武則天令全家受株連被殺,宰相上官家只剩當時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兒及其母鄭夫人留活。婉兒命運傳奇,本來因為爺爺的罪名,她一輩子都只能留在掖庭當後宮最低下的宮婢,但她才思出眾,因緣際會下,十四歲竟被武則天破例提拔留在身邊,並歷經兩朝,是兩位皇帝的「高級祕書」,時稱「女中宰相」。婉兒的政治實力和文學修為皆無出其右,而且她處事圓滑,既是武則天、唐中宗的得力助手,又與太平公主和韋后要好,一個沒有後台的女子週旋於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而左右逢源,可想而知她有多機智。李隆基不是不知她的才華,但恐她與太平公主聯手,難以招架,只好在「先天政變」中先下手為強,把她殺掉。

    以上短短敘述,不及《亂世紅顏》的百分之一,全書有多精采可想而知,《深宮計》哪及得上。我在一個講科技創業的專欄引述一段「紅妝時代」的歷史,因為覺得它有兩大啟示:

    一,典範(role model)的重要。都說「女人創業難」、十個成功融資的科技初創中僅一位是女性等,女性創業未成主流,因有許多條件未配合,其中之一是缺乏典範。唐代之所以出現短暫的「紅妝時代」,因為有一位「超級女強人」武則天橫空出世,開拓了女性當權的舞台,令她身邊的女人(女兒、媳婦、孫女等)躍躍欲試,因既有目標、又有平台。哪一天「富豪榜」有女性上榜,科網群英中又見女CEO當道,也許就能帶來「紅妝時代」2.0。

    二,女性缺的不是能力。創業女性少、大機構的女高管比例亦大幅度低於男性,相信不是因為能幹的女性少,只是選擇這條路的女人不多。看「紅妝時代」諸位紅顏,既有野心又有能力,反而身邊的男性倒頗窩囊…如果生於這個年代,上官婉兒如此精幹,大有可能擔當跨國機構CEO,還能像Sheryl Sandberg那樣寫書;太平公主出身高貴又有政治智慧,今時今日縱未當上一國之首,至少是個政黨領袖吧。

    今天給女性發揮的平台很寬闊,若有機會一展身手的,可別白白浪費。歷代多少紅顏,為得到這些機會,付出的代價可是鮮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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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女人創業難科技界的男尊女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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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分上下兩集,6月1日及6月8日見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AI創作

    交稿死線逼近,我卻全無可寫的題材。不但如此,受昨夜中暑後遺症的影響,腸胃抽搐,痛苦不堪。深夜嘔了幾次,此後除水和寶礦力外,幾乎什麼都沒吃進肚子,整個人虛弱無力。處於這種極端不適的狀態,我只想逃避,忽發奇想:可否利用社交媒體徵集「一人一句」,呼籲朋友、讀者們替我完成今天的專欄呢?

    可是我想,以「一人一句」來創作無異碰運氣,又無規律可跟,未免兒戲。這好歹是個有關科技的專欄,難道沒有高科技的方法,解除我此刻的痛苦嗎?這樣一想,很自然就想到一個方法:利用人工智能來創作。

    無論使用人工智能下棋、做客服對答、或作重覆運算,方法大致是事先輸入大量規律和資料,然後讓人工智能跟據這些設定推演下一步。但一般人認為人工智能不能「無中生有」,無法創作,不能交出人類水平一樣的詩詞歌賦和畫作。我們深信「創作力」是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的終極鴻溝。原來不然。

    兩週前我回母校中大參加「中大創業日」,其中有「商湯」科技的創辦人徐立作演示。商湯是人工智能中,人臉識別的專家,徐立讓我們看一些水墨畫,它們都是人工智能的產品–機械大量「閱讀」水墨畫後,「學習」當中的一些技巧,當工程師為它提供一幀相片後,它竟懂得將之「畫」成水墨畫,而且和人類畫的沒顯著分別!

    同樣道理,如果有朋友想長遠解決我每週交稿之苦,他也可以寫出一個人工智能系統來助我一臂之力。首先讓它閱讀我過去所有文章,學習我的用詞、句子結構、風格、舖排等,使之能隨意模仿我的語氣寫作;同時為它提供我看的書、報、雜誌、網上資訊等,從中挑選題材;更進一步,人工智能還可以錄下和分析我和朋友的所有對話,找出我這個星期最感興趣的話題。理論上這一切全都可以實行,它可能比我更了解自己!

    只不過這樣的人工智能系統一旦產成後,究竟是助我一臂之力,抑或取代了我?你會否懷疑今天這篇文章,到底是它寫的,抑或出自我本人之手?放心啦,這篇一定是我寫的;人工智能不會劇烈肚痛,所以也不會因此而搜索枯腸,寫一篇以前從未寫過的類型。

    慢著,你真的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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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同日見報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輸入科技人才

    創科局計劃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開放予科技園和數碼港公司申請輸入海外人才。照理說本地科技公司若苦於人才短缺,一聽此計劃出台,應大表技持,但創科圈子的反應似乎未見積極。代表業界的莫乃光議員表態,「計劃對外來人才的工作經驗要求偏低,恐造成錯配,要求政府應優先幫助為本地科技人才加強培訓協助升級轉型,並創造更多優質職位」。一語道破從業員的心聲和憂慮。

    我是香港科技界的「大好友」,從不覺得香港人才不足–論人才,香港肯定是所有中國城市裏,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港人不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問題是:人才若不在創科,到哪裏去了?

    部份人才投身金融、地產、大機構MT,這不用多說。香港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金融中心,精英從大學畢業後,找最吃香的工作,很正常。此外,一些工科、理科精英,中學畢業後負笈海外留學,之後留在當地發展,為數不少。還有,近年全港上下大力鼓勵創業,有些尖子索性一出來就當老闆,何必向科技公司求職?盤點下來,好像真的「人才不足」。

    既然人才不足,科技公司如何是好?沒有輸入科技人才計劃前,積極的科技公司不會乾坐著等,也不用靠政府。他們一早在深圳開分司,在當地請人,因為深圳是全中國科技人才最多的地方,工資水平也力追香港。另有一些,努力改革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實行遙距工作,全世界請人。不管是俄羅斯的保安天才、印度的數學神童、還是灣區的編程少年,只要能上網,都可應徵這些工作。

    (相關舊文:聚天才兵器不通勤不是夢

    所以關於輸入科技人才,我的看法歸納來說有兩點:一,人才是全世界流動的,哪裏有發展機會、有市場、有資金,就去哪裏;二,對優秀的科技公司來說,人才也不限於香港,他們要不北上招聘、要不全球挖角,不必等輸入人才計劃。

    如此說來,政府只要「佛系」就好,什麼都不用做了?那又未必。要谷香港創科,可以做的還有很多,輸入人才只是當中較易做的而已。我覺得政府若要認真搞好香港創科的生態,以下三點比單單輸入專才更重要:

    一,吸引巨企進駐。香港有不少創科人才,老早已落戶灣區(注意:不是「大灣區」)。為什麼?因為當地有Google, Apple, Facebook…呀。人才東家不打打西家,機會處處,不必回流香港。同理,深圳為什麼有全中國的科技人才?因為有騰訊、大疆、華為等。香港沒有足夠的大科技公司,才是聚集不到和培育不到科技人才的主因。

    90年代香港曾擁不少芯片業人才,因為Motorola在香港設廠;可惜這些人才隨巨企凋零,也各散東西。如果吸引到好的大公司在香港請工科人才,說不定灣區的精英也會回流呢。或者說,不管是否灣區回流精英,只要有好的發展機會,人才自然會被吸引過來。新加坡在這方面一直做得十分積極,從許多科技巨企的亞太總部設在星洲而非香港,可見一斑。

    固然,人才和科技公司,是雞先定蛋先的問題。但這兩件事可以一齊做,並不排斥。楊局長見過Steve Jobs,相信也不介意見見Tim Cook、Elon Musk或Sundar Pichai吧。創科局可大力向外推廣香港背靠內地市場的優勢,以難以抗拒的條件,吸引這些世界級巨企來港。

    二,做好Fintech金融科技。有說香港的尖子大部份去了唸環球商管、然後考入大摩高盛,沒什麼精英肯做創科。不打緊,金融科技將來肯定顛覆傳統銀行業。香港既然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金融市場、遊戲規則、資金運用,都很熟悉,應施展渾身解數,盡量把最大最有前景的Fintech公司請到香港來落戶,兼讓這些唸環球商管的精英有用武之地。做金融科技,香港有天時地利人和,再不積極發展,印尼都要做得比香港好。

    三,擁抱區塊鏈技術和加密貨幣市場。日本對此表現最為積極,發牌規管加密貨幣交易,所以吸引大量資金進駐;新加坡對此也不抗拒。但香港卻「猶抱琵琶半遮臉」,令人無所適從。內地嚴管加密貨幣交易,香港正好起「沙盒」作用,天津、上海不做的,香港應拍心口爭取來做。許多投資者早已涉足加密貨幣市場,投資ICO不亦樂乎,但香港好項目有限,結果資金都流往別處去。如果多幾個好的ICO在香港成功融資,良幣驅逐劣幣,還怕金融科技與區塊鏈技術人才不來港嗎?

    講比做容易,我只是個紙上談兵的,寫些不負責任的粗淺意見,實事還得靠眾勞苦功高的創科官員們。望諸君勿取易捨難,除輸入人才外,還能從不同方面多下功夫,吸引科技大企業進駐香港、做好金融科技、規管加密貨幣交易等,提升香港整個創科生態。

    上週(11和12號)我回母校的「中大創業日2018」幫忙,眼見超過50個參展單位、十多隊初創隊伍躍躍欲試,可見香港的創科人才不少。近年港府扭盡六壬鼓勵年青人創業,成效漸見,然適合自己做生意的年青人畢竟是少數。下次不妨試試搞招聘,配對請人難的本地科技公司和有志投身創科的畢業生們,看效果如何?或者創科人才又不是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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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精簡版5月18日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另大部份內容同日見報於《香港經濟日報》評論版

  • 銀行的恐懼

    曾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佔據重要角色的摩根大通CEO Jamie Dimon曾批評比特幣:「這比『鬱金香花苞』更糟糕…必血流成河。」(註1)在行內同樣德高望重的高盛CEO Lloyd Blankfein充分認同:「一個晚上價值波動達20%的哪像貨幣?是詐騙!」(註2)

    銀行巨頭們如此恐懼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至恨不得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因為他們比任何人更清楚:加密貨幣及其背後的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必將對傳統銀行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劇變,他們的百年基石,隨時在一夕間灰飛煙滅。

    全球銀行業是個價值高達134萬億美元的超巨大產業,但無論從支付、借貸以至融資,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特性卻不斷入侵銀行業的領域、顛覆銀行的主要功能。以下淺說支付與匯款:

    假設你有一個表弟在倫敦留學,家人每年都得給他匯一筆款子交學費。阿姨去銀行匯款,得先在這邊的銀行付手續費;表弟在彼邦取錢,再付當地銀行手續費。這還不止,把港幣換成英鎊時,銀行還從中吃掉不少兌換差價。如此一來二去,一筆款子就被銀行平白賺去一截,而作為中間人,銀行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附加價值。

    對銀行來說,匯款是一項低風險兼穩賺的服務,它們哪有誘因減低收費?在2016年,銀行的跨境支付(包括信用狀)佔全球支付營收的40%,可見這真是本少利大的生意。這麼多年來,作為銀行顧客的我們竟一聲不吭接受這種巧取豪奪,能不慚愧?

    此外,銀行的跨境匯款服務還要等數天才成交,為什麼?難到銀行還要把這筆款子的實物,從香港運去倫敦不成?非也。這是因為全球銀行還在用一套非常老舊的中央系統,叫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Communication),它每天為10,000間金融機構發送2,400萬條交易訊息。

    不錯,SWIFT並不負責把款子從一處匯到另一處,它僅僅發送訊息而已。真正的資金鏈在訊息獲接收後,需要經過兩方銀行之間連串極其龐複的中介系統才能完成,而60%的B2B支付過程需人手處理,每次需時15-20分鐘不等。換言之,匯款這個過程不止冗長,還有許多機會發生人為錯誤、還得花時間覆檢。

    區塊鏈技術之所以能顛覆銀行間的支付與匯款,因為它不須通過中央系統進行。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為用家提供保密的P2P支付,交易透過一個公開、去中心化的網絡,取代銀行代表的中間人來進行,所以既快捷又便宜。銀行業估計過,倘一旦把區塊鏈技術應用在跨境支付上,取代原來老舊的基建系統,起碼可省下200億美元的交易及清算成本。

    下文再談區塊鏈技術如何顛覆初創的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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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文章:自己的錢自己融

    註1: Jamie Dimon原句是: “It’s worse than tulip bulbs. It won’t end well. Someone is going to get killed.”

    註2: Lloyd Blankfein原句是: “Something that moves 20% [overnight] does not feel like a currency. It is a vehicle to perpetrate fraud.”

    本文資料參考CB Insights簡報How Blockchain Could Disrupt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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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2018年2 月23日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上文是加長版本。

  • 整個App就得?

    你還記得上次到Starbucks星巴克買latte是多久以前的事?今天上午?周一午後?上星期?也許你已記不起。對,曾是白領「潮物」的Starbucks,一如許多瘋靡全球的大品牌,似乎漸呈疲態、形像老化。莫非星巴克也猶如紅顏,敵不過歲月的洗練?

    在美國上市的星巴克上月底公佈最新季度業績強差人意,當天股價即應聲下挫近5%。本季度反映的業績包括傳統旺季聖誕節,理應有助振興業務,可惜星巴克扭盡六壬調配的季節限定飲品,似乎無助為其注入強心針。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家用咖啡機普及,消費者減少在街上買咖啡;二是獨立咖啡店如雨後春筍,以特色和小店風味搶去不少星巴克原來的客戶。星巴克腹背受敵,業績不受影響才怪。

    而且,不管美國本土或海外,除咖啡外,市場上其他零售飲料的選擇也越來越多。如據我午飯時間在中環的觀察,在「茶湯會」門口排隊的人,就比附近的星巴克多得多。這是對消費者最好的年代,卻可能是對星巴克最壞的時代。

    星巴克此次業績最大的亮點,是其在中國的銷售按季增長6%–只要它保持此增長態勢,長遠有望為集團帶來轉機。但遠水難救近火,星巴克的高級行政人員們畢竟不是省油的燈,故宣佈將加緊拓展及宣傳手機應用程式Apps的功能,包括利用Apps落單、付款及儲積分等。因為傳統經驗證實,已登記儲積分的消費者,消費金額比沒登記的多;而且,大企業的營銷部門往往引經據典,指Apps可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個人化的選擇,有助業務,所以明年預算,此處還要再添一筆。

    讀到此處,可能你已忍不住牽動了嘴角–又是這套!對,大企業面對消費者習慣的改變,和科技的衝擊,最常見的應對之道,是「整個App 」。如銀行面對金融科技Fintech的挑戰,方法是「整個App」;百貨公司面對電商e-Commerce的威脅,出路也是「整個App」。但身為消費者的你比誰都清楚,「整個App」並無為大企業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亦難以使用家與之重修舊好。

    初創Startups能以大衛之姿戰勝巨無霸歌利亞,不是因為懂「整個App」,而是因為初創能以大企業完全無法想像、猶如從平面跳進三維空間的激烈手段,一舉擊滅之。能自我顛覆而存活下來的大企業,可能少於1%–這樣的機會,柯達錯過了(菲林沖印被數碼攝影顛覆)、諾基亞錯過了(手提電話被智能電話顛覆)、星巴克…能不能像當年的IBM般,浴火重生

    如果星巴克在業績不振後宣佈的,不是「整個App」,而是以「星巴克智能咖啡機」之類的劃時代產物取代零售店,可能逆轉勝的機會更大。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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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2月9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上為加長版

  • 林鄭推創科

    特首林鄭月娥周三宣讀其首份施政報告,事前有一中一英兩份報章找我幫忙,預約一些初創或投資者發表意見。為此我花了一點時間掌握內容,今天便就創科的部份寫幾句。

    施政報告內容和初創相關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 科研將由佔社會GDP總支出的寥寥0.73%,倍增至1.5%
    • 減稅,年收入二百萬港元或以下的企業,利得稅由16.5%減少一半至8.25%
    • 特首本人親領一高層次、跨部門小組,統籌有關創科的發展
    • 啟動五億元人才計劃,培育更多科技人才
    • 數碼港將為年青人提供二萬呎的共享工作間
    • 在政府採購上,將本地科技的應用納入考慮條件

    眾政策中,主要亮點有二:大增科研開支,和特首親自督導創科發展。

    不敢妄斷這些政策在實行時,會否有魔鬼在細節中、出現荒腔走板、明益自己人…等之類,純綷就觀感而言,這對香港的初創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因為這是港府第一次在姿態上,如此清晰勇進地表現對創新及科研的支持。

    我有許多從事初創的朋友是自由市場派,堅持成功靠自己,不靠政府政策驅動或扶助,所以相對於派糖等小恩小惠,他們更想得到的,是社會的認同。如今科研開支大增、「話事人」親自領軍,不論對政府內部、對本地社會、甚至對國際市場而言(尤其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都在發放一個不含糊的訊息:香港創科優先。這對初創而言固然是強心針,對有志投身科創的年青人來說,他們將來就業,起碼不會引來親友太多懷疑目光。

    不要小看「擺姿態」對推動創科的作用。政策要推行到底,常會受到既得利益者、官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部門的山頭主義等阻礙,支付與金融創新便是一例。如今阿姐話明創科優先,自然有助打通關節,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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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同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科技界的男尊女卑?

    過去半年來,矽谷有三大「花生」話題:「尋尋」特朗普、AI人工智能、性別議題。尤以後者最吸睛,並對科企的傷害最大。

    美國職場的性別議題由來已久,今次因Uber管理層的不檢點,導致它在科技界大爆發。話題主要圍繞兩方面:一是科技女性受到上司或投資者的性騷擾,這發生在Uber和一些加速器與風投身上;二是她們在職場上受到性別歧視,以Google引起的迴響最大。

    我曾和一位居美香港女投資者談過,她說在美國,女創業家較難找到融資,因為投資者會認為她們一旦有了家庭,就會放棄事業,變相令投資者歸本無期;此外,就一般職場情況而言,妻子隨丈夫穿州過省很稀鬆平常,這也有可能令一些本來事業發展不錯的女性,被逼另謀高就。

    因此,女創業家遠比男性少。《哈佛商業週刊》(Harvard Business Review)曾在文章中引述數據指,在需要融資、高增長的創科界,大約只有9%創辦人是女性;香港也曾公佈一項採自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的調查,發現100家初創中,只有14%的共同創辦人包括女性,「全女班」初創只有一間!

    科技界的女創業家如此稀少,除受上述客觀條件(如難以融資)影響外,另一原因可能是女性通常較謹慎。男人創業,即使只有五成把握,也會拍胸脯宣示自己一定能勝任,做了再算;女人呢,即使有十足把握,也只會戰戰兢兢地小步走。我把這個觀察告訴一些初創朋友,不管男女,大多點頭稱是。

    如我,雖然在創業界的日子不短,但直到今天,才鼓起勇氣自立門戶。希望那些好不容易創業成功的女性,發揮女性互助本性,多些襄助有志創業的後輩們,女人幫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