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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文章提到，以色列奉行精英制，於公開試中表現優秀的少年會被甄選出來，在兵役中收編於情報小隊8200或精英組織Talpiot，接受特殊的科技和管理訓練。這些少年服罷三年兵役，彷如美國的哈佛畢業生，既有自信又有條件，很多人會投身創業。想像一下每年香港公開試最優秀的學生，不去報讀醫科而投身初創，那是怎樣一番光景。

除兵役與精英制外，還有什麼因素促進了以色列的創新和科技發展？說起來也和人才有關，那就是1990年代湧進來的新移民。前蘇聯解體後，大量來自俄羅斯的工程師、科學家、醫生等湧進以國，帶來鮮活的下而上創新動力，並持續至今。

這和多年前的香港有些相似。四十年代國共內戰，大量難民從北方南下，當中不少是略有家底的商人，或讀飽書的知識份子，這些人才的投入，奠下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基礎。

而在美國，科技界有很多巨企的創辦人都是新移民。如Google創辦人之一Sergey Brin就是典型例子，其父母均為來自蘇聯的猶太人，80年代移民美國。其他還有WeWork的Adam Neumann、Tesla的Elon Musk等等，多不勝數。

新移民往往對一國經濟起飛有關鍵作用，可惜現在民粹主義流行，說這話並不討好。為逃難而來的新移民能歷經千山萬水、橫渡怒海而來，當非好逸惡勞、貪生怕死之徒，如果給予他們安定和發展機會，他們往往比「原居民」刻苦、更願意創業，並因此為社會帶來更多就業，成為經濟的動力。

說回以色列這個只有800萬人口的創新之邦。地理上以色列被強敵環伺（包括回教或阿拉伯國家），令他們的創新有兩大特色，其一是人們大力發展不需生產、硬件、或運輸等的電訊或資訊科技業，以突破地理上的封鎖；其二是盡可能以全世界為市場，不受本土經濟太小所困。

以上種種，不知對即將隨GLO Travel到訪以色列遊學的一批香港中學生，有何啟發？我更期待聆聽他們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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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GLO Travel即將為一所中學籌辦以色列遊學團，主題和創新與宗教有關。碰巧我四年前在一資訊科技商會任職時，與以色列駐港領事館籌辦了一次以色列初創考察團，有相關經驗。GLO的創辦人Jamie遂問我，可否為同學們準備一些背景資料作出發前的參考。

我看過一本十分精采的書叫Start-up Nation，近年以色列以「創新之邦」的姿態蜚聲國際，這本書的風行居功不少。它開首便提出連串問題：以色列之所以成為初創之都，是因為猶太人特別聰明嗎？還是因為以色列的徵兵制？抑或有其他獨特的因素？

說到猶太人聰明，其實中國人和印度人皆不相伯仲，尤其在數理方面的表現，中印不但人才輩出，而且學生成績也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人民智商似乎並非使以色列初創表現凸出的主要因素。

兵役制度又如何？當同輩仍在溫室中生活時，以色列的年青人已要接受嚴謹的軍事訓練，這會否使他們更早熟、更敢於接受挑戰，故此格外具備企業家精神？但需要年青人服兵役的國家並不少，亞洲中便有台灣、新加坡和南韓，然它們在創新方面的表現，仍和以國有一定距離。

Start-up Nation的作者補充以上兩者之外的觀點。首先，在以色列的軍事編制裏，上級將領較少，中下級卻很多，這種制度逼中下層軍人必須自行解決問題，不能事事向上請示；亦因此它與新加坡人的高度服從指令、或南韓人注重的長幼尊卑很不同。而這種自行解決問題、”be resourceful”的思維，也與創業的要求不謀而合。

此外，以色列奉行精英制。因所有人都要參加公開試和服兵役，故公開試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會被挑選出來，再於三年兵役中給予頂尖科技與管理的訓練，這就是情報小隊8200和精英組織Talpiot的由來。這批最優秀的少年服罷兵役，幾乎不必考取大學，直接便創業。我們四年前參觀的初創企業中，就見識過擁有「8200舊生」的創辦團隊，對投資者來說，這幾成信心的保證（和美國的「Harvard drop-out」有近似的品牌效應）。

（待續）

本文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