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創業家逆轉勝

    美國有38%企業由女性創立,但她們只獲整體風投的2%資金,比例真的低得太離譜。這現象引起一位年輕女學者Dana Kanze的好奇,決心找出問題的癥結,並為女創業者爭取更好的表現。

    Dana Kanze未唸博士學位前,曾經創業五年,一邊經營業務,一邊努力向投資者融資,笑言幾乎向每一位認識的親友討過錢。過程中她發現,雖然她和一位男性合夥人為同一初創融資,但投資者向她提問時,往往針對負面的情況(prevention),向其男性合夥人提問時,卻集中問正面的表現(promotion)。她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是女創業家獲較少風投垂青的原因。攻讀博士學位時,Kanze決心證實這個觀察。

    她的研究對象是TechCrunch Disrupt Startup Battelfield,美國最矚目的初創擂台。能踏上舞台的初創,都是年度千挑萬選的隊伍,他們自我介紹後,有六分鐘時間與知名風投進行答問,優勝者可獲種子資金,有機會名利雙收。

    Kanze把歷年擂台上逾2,000條答問環節的問題進行分類,發現67%男創業者獲問正向(promotion)的問題,如「你預計今年會增加多少新顧客?」,而66%女創業者卻得到負面的發問,像「如何避免流失用戶?」之類。而這種提問的偏見,往往令男創業者在回答時顯得自信和積極,女創業者則不經意地流露出防禦(defensive)的一面,顯得處處提防,落於守勢。這些男女創業者們在作自我介紹時,其用字並無明顯正/負的差異。換言之,是投資者在提問時,在不知不覺中,有所偏見。

    Kanze更進一步發現,在擂台上獲問正向問題的初創,其在公開市場的融資額比回答負面問題的多七倍!

    好了,既然性別偏見存在,女創業家如何逆轉勝?Kanze的建議簡單直接:當風投向你提問時,留意其發問是否屬於防禦(prevention)性質,若是的話,別忙於辯解,應將答案放在正向的框架下作答,轉守為攻。Kanze發現,有效扭轉答題的初創(frame your answer),比直接回答負面問題的,可多獲14倍資金。

    我認為這技巧不但適用於融資,對求職者也同樣有用。下次求職面試時,不妨細心聆聽考官提問背後的假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積極回答,爭取突圍而出。

    本文參考TED Talk: The Real Reason Female Entrepreneurs Get Less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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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界的男尊女卑?

    女人創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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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2月1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精英不創業?

    一位日進斗金的「補習天王」曾感喟,有個中學師兄,不但是會考十優、高考五優的狀元,而且還長得帥、能文能武,當年在許多小師弟心目中,是神一般的人物。多年過去,這位師兄成為大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但在今已名成利就的小師弟眼中,卻已失去光環,不過是大都會裏云云面目模糊者之一罷了。

    「食花生」的人很快跳到結論:讀書叻有乜用?成為精英又如何?發達幾時論到你。我不大同意,因為不論是補習天王,還是他的狀元師兄,都作出十分合理的選擇。

    我常和創業的朋友打交道,發現當中只有極少是名校中的精英。一些出色的創業者,往往曾留學北美,受當地文化的薰陶,較有企業家精神,不喜受大機構的束縛,敢闖自己的路,於是回流創業;土生土長的呢,讀書成績出眾的有不少,但同時來自傳統名校的,則少之又少。像我剛剛認識的一個團隊,四人都是才廿多歲的「90後」,城大畢業,學業成績相當優秀,各人來自校風和成績均屬一流的「地區名校」,只是並非令「港媽」趨之若䳱的那十間八間而已。近年創業風氣日盛,類似土生土長的團隊越來越多。但奇怪,為什麼傳統名校的精英很少創業?

    因為傳統名校精英的選擇,和一般人的不一樣。對這些1%的讀書精英來說,心理上較受得起風險的,可以選擇加入投資銀行或對沖基金,錢搵到,高度競爭的環境也很能激發他們的鬥心,遇強愈強。性情比較溫和的,唸文科的將來考AO或加入跨國企業當見習生,唸理科的可以當醫生,都是一條可控的、地位和收入較有保障的路。傳統名校的1%精英,犯不著冒險,走0/100的創業路,因為他們面前已有足夠多85分以上的選擇了。「狀元師兄」大概就屬這種人。

    至於那些成績中上、通常並非來自傳統名校的優材生,他們面前的選擇大多在60-80分之間,若加入有前途的行業、在機構裏平步青雲,也就是社會上的中流砥柱了。如今創業風氣更開放,門檻更低,這當中有些人若想挑戰常規,搏取超過80分的回報,希望有100分、甚至120分的,就會加入創業大軍。像我剛遇上的團隊就屬這類,「補習天王」大約也屬於這類,而他成功了,突破本來的有限選擇。

    以上的觀察很籠統,不是什麼真知灼見。老生常談講句,能成為精英的,不論哪個年代,都是少數。傳統名校的1%,將來或許就是85分左右的人生;然而若能慢慢掌握自己的愛好和技能,在適當的時代下,也許能突破中庸的選擇,闖出120分的人生。

    相關舊文:天才與創業
    //擁有過人的智力,就如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但如果找不到想做的事,好比漫無目的地虛耗彈藥,是很痛苦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相信不少天才,就是因為找不到自己的使命,空有一身本事卻無用武之地,甚至用在錯的地方,結果反而過得平凡人更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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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月25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1000個微小的好習慣

    我經常被問及優秀的創業者有什麼特徵,敷衍(但不代表錯)的答案不外乎熱情、鍥而不捨之類。但認真一點就會發現,出色的創業家和社會普遍認可的精英一樣,生活上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通常都持之以恒地遵從一系列好習慣。

    Paxxioneer創辦人何靜瑩Ada回憶,去年夏天她帶隊,和十來位主要做startup的朋友往緬甸「心度遊」。朝夕共處下,她驀然發現背景大為不同的人,竟有差不多的習慣:一是很注重健康,飲食也克制。她偶然喝一口可樂,就被大家囉嗦半天;而且人人每天都要來一點運動,最少也得做幾分鐘plank(平板支撐)。二是皆有閱讀習慣。一旦聊完天沒別的事幹,各人似有默契般,拿書的拿書、拿Kindle的拿Kindle,各自閱讀,自得其樂,幾無例外。

    經Ada這樣一提,我才發現這正是優秀的創業者與眾不同之處。平時愛與創業的朋友打交道,大家互相影響,竟不察覺這特點。那什麼才算好習慣?怎樣形成好習慣?

    幾年前看過一本書叫The Power of Habit,印象十分深刻。一位患腦退化症的老人可能會忘記一切,但他總會維持每天的習慣,譬如早上起來先到樓下的報攤買份有副刊的報紙,然後過馬路去對面的茶餐廳吃早餐,喝一杯少甜的茶走。習慣一旦形成,就會不費力地自我重覆,而且根深蒂固。好習慣如是,壞習慣也一樣。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要改掉一項陋習這麼難。

    我一位有閱讀習慣的創業朋友Keith Rumjahn,不久前整理了十本他去年看過最好的書,其中一本叫Atomic Habits,與The Power of Habit異曲同工,而提供更具體的技巧,教人如何由極小的事做起,形成好習慣。Keith還教我下載一個付費的App叫Streaks,這立刻成為我送給自己的2019年新年禮物。好習慣之所以難以維持,因為每天微小的改變,沒法在短時間內展示進度,使我們難以得到滿足並啟動良性循環。但這個小工具卻能提示我定期做一件小事(例如每天閱讀十分鐘、逢一三五跑步之類),助我積少成多,養成閱讀和運動的習慣。

    關於擁有良好的習慣,史上最出名的一位叫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由20歲開始,就為自己準備了一本小冊子,記下13項必須每天都做的好事,比如不浪費、保持衞生等。滴水穿石,13件小事造就了一位偉大的人物。新年伊始,不如為自己立下一系列微小的好習慣,一年之後看改變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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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月11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灣區不易居

    最近一年半載,創業圈子裏朋友們聚首的主要話題,並不是什麼最新的人工智能或區塊鏈技術,而是去留問題:留在香港,抑或去其他地方碰機會?

    有個創業的朋友,三十出頭,女友也在自己的初創工作。他說在這段時間,她一有機會就往新加坡跑,一方面參加當地形形色色的創業活動、多結交朋友,另一方面也在發掘有沒有留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孜孜不倦。

    這女孩的行為毫不特殊。看身邊有意離開的朋友們,本身從美加回流的,選擇比較明顯;土生土長的,很多在想台灣,或者新加坡,甚至泰國。回國發展事業的人當然不少,北京、上海、深圳等,但沒哪個表示有意回國安家,原因不言而喻。

    我默默觀察朋友們的言行,間中為舉家移民的朋友餞行,但很少參與討論,因為一提起就頗感傷。明明主旋律是國家要大力發展大灣區、催谷創科經濟,有本事的香港年輕人應該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才對,為什麼反而想逃離?又,這些人離開了,哪些人想擠進來?當我懷著這些疑惑嘗試找答案時,卻赫然發現,遠在彼岸的美國加州灣區,情況竟與我們出奇地相似。

    最近在Medium上看到一位灣區女孩的自白,如果捂住其中的地名,內容和香港年輕人的心聲幾無二致:

    這位叫Diana的女孩正送別一位兒時好友Eleanor往機場,對方打算離開三藩市前往匹茲堡定居。她們二人從一起長大,關係親厚。Diana在初創公司工作,薪金和前景都不錯;Eleanor的興趣在文創方面,過去一段日子過得很不遂心。她原來的住處在2016年一場暴雨引發的水災後已無法居住,不得已搬回去與父母同住,卻沒料到兒時居住的小社區已成為新晉遊客區,搬進不少富人。Eleanor在小店工作,向遊客們售賣標價過高的商品,薪水不多,既無法負擔租金自己一個人住,又感到從小長大的社區已人面全非,毫無親切感。眼見已搬離灣區的朋友們,一一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立足,故萌生離巢之意。

    Diana送別Eleanor時在心中默數,過去兩年來,這已是她第12位離開灣區的朋友了。她的一技之長使她成為近十餘年來,科技企業在灣區發展起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朋友們卻沒那麼幸運。Diana不禁反省:是不是因為我們拉高了灣區的生活指數,令這些科技行業以外的朋友成為輸家,無法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立足?

    如果參考一些較宏觀的經濟數據,發現結論與Diana的切身經驗十分脗合,加州的面貌每年都在緩慢地變更中。年初加州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發表了一份橫跨十年(2007至2016年)的移民數據,有幾點值得一提:

    • 十年間共有600萬人離開加州,500萬人移居進來;加州的淨人口流出為100萬人。
    • 大部份加州人移民去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如:德州、阿利桑那州、內華達州、俄勒岡州等;而移居到加州來的,以紐約、伊利諾州和新澤西州的為主。
    • 大部份離開加州的是低收入者(年收入5.5萬美元),而新遷居進來的則以高收入者為多(年薪20萬美元以上)。
    • 有家室的、教育程度高中左右的加州人不少舉家移民到上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而流入人口則以26-35歲、大學至碩士程度的紐約、新澤西州人為主。因此加州整體社會越來越顯得富裕、中產。

    簡而言之,和古今中外所有大都會一樣,加州越來越成功,也越來越「不易居」。一個漸趨「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社會,很難擺脫居民收入差距加劇、貧富更加懸殊、本土與仇外情緒等等一系列問題。這情況在最發達的灣區尤為明顯。

    年輕人如果並非從事吃香的科技行業、或者靠父幹(「沒什麼,爸讓我打理一個風投玩玩」),不要說「上車難」,連賺取稍為可觀的薪水都不容易。另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從1997到2017年的20年間,除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外,所有矽谷上班族的月薪經調整通脹後,都比20年前的低。收入位處中游的上班族受創最深,整體收入比20年前的低了14.2%。這情況在美國其他地區都沒發生,全國收入最低者過去20年薪水仍有輕微增幅,但矽谷的收入差距卻在惡化中。

    土生土長的灣區年輕人,一方面送別意興闌珊的朋友們, 另一方面迎來趾高氣昂的「新灣區人」,看見自己從小長大的社區變得名店林立,感受科技霸權左右政府政策,加上苦無上車機會…這種怨氣,香港年輕人一定毫不陌生。

    幸好在彼邦,「覺醒」的不止年輕人,還有一些發財立品的科技新貴。例如Salesforce的聯席CEO及主席Marc Benioff便發願,樂意負擔更高的企業稅款,好助三藩市市政府籌足三億元,幫助區內流浪漢(因為上車難、租金上漲,三藩市的露宿者問題幾為全國之冠),甚至不惜為此與持相反意見的行家(如Twitter的創辦人Jack Dorsey)公開罵戰。

    從來頂尖的大都會都是「圍城」,裏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離開的人已離開,留下的人,可會為這城做些什麼?

    相關舊文:

    矽谷巨富的恐懼

    獨角獸又如何

    參考資料:
    Marc Benioff voiced concerns on a San Francisco homelessness measure months before becoming its most prominent booster
    Inequality in Silicon Valley is getting worse: Wages are down for everyone but the top 10 percent
    Leaving California: Here’s who’s moving in, who’s moving out
    Californians fed up with housing costs and taxes are fleeing state in big numbers
    If San Francisco Is So Great, Why Is Everyone I Love Le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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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1月23日及30日分上下兩期,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