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個微小的好習慣

    我經常被問及優秀的創業者有什麼特徵,敷衍(但不代表錯)的答案不外乎熱情、鍥而不捨之類。但認真一點就會發現,出色的創業家和社會普遍認可的精英一樣,生活上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通常都持之以恒地遵從一系列好習慣。

    Paxxioneer創辦人何靜瑩Ada回憶,去年夏天她帶隊,和十來位主要做startup的朋友往緬甸「心度遊」。朝夕共處下,她驀然發現背景大為不同的人,竟有差不多的習慣:一是很注重健康,飲食也克制。她偶然喝一口可樂,就被大家囉嗦半天;而且人人每天都要來一點運動,最少也得做幾分鐘plank(平板支撐)。二是皆有閱讀習慣。一旦聊完天沒別的事幹,各人似有默契般,拿書的拿書、拿Kindle的拿Kindle,各自閱讀,自得其樂,幾無例外。

    經Ada這樣一提,我才發現這正是優秀的創業者與眾不同之處。平時愛與創業的朋友打交道,大家互相影響,竟不察覺這特點。那什麼才算好習慣?怎樣形成好習慣?

    幾年前看過一本書叫The Power of Habit,印象十分深刻。一位患腦退化症的老人可能會忘記一切,但他總會維持每天的習慣,譬如早上起來先到樓下的報攤買份有副刊的報紙,然後過馬路去對面的茶餐廳吃早餐,喝一杯少甜的茶走。習慣一旦形成,就會不費力地自我重覆,而且根深蒂固。好習慣如是,壞習慣也一樣。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要改掉一項陋習這麼難。

    我一位有閱讀習慣的創業朋友Keith Rumjahn,不久前整理了十本他去年看過最好的書,其中一本叫Atomic Habits,與The Power of Habit異曲同工,而提供更具體的技巧,教人如何由極小的事做起,形成好習慣。Keith還教我下載一個付費的App叫Streaks,這立刻成為我送給自己的2019年新年禮物。好習慣之所以難以維持,因為每天微小的改變,沒法在短時間內展示進度,使我們難以得到滿足並啟動良性循環。但這個小工具卻能提示我定期做一件小事(例如每天閱讀十分鐘、逢一三五跑步之類),助我積少成多,養成閱讀和運動的習慣。

    關於擁有良好的習慣,史上最出名的一位叫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由20歲開始,就為自己準備了一本小冊子,記下13項必須每天都做的好事,比如不浪費、保持衞生等。滴水穿石,13件小事造就了一位偉大的人物。新年伊始,不如為自己立下一系列微小的好習慣,一年之後看改變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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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月11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灣區不易居

    最近一年半載,創業圈子裏朋友們聚首的主要話題,並不是什麼最新的人工智能或區塊鏈技術,而是去留問題:留在香港,抑或去其他地方碰機會?

    有個創業的朋友,三十出頭,女友也在自己的初創工作。他說在這段時間,她一有機會就往新加坡跑,一方面參加當地形形色色的創業活動、多結交朋友,另一方面也在發掘有沒有留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孜孜不倦。

    這女孩的行為毫不特殊。看身邊有意離開的朋友們,本身從美加回流的,選擇比較明顯;土生土長的,很多在想台灣,或者新加坡,甚至泰國。回國發展事業的人當然不少,北京、上海、深圳等,但沒哪個表示有意回國安家,原因不言而喻。

    我默默觀察朋友們的言行,間中為舉家移民的朋友餞行,但很少參與討論,因為一提起就頗感傷。明明主旋律是國家要大力發展大灣區、催谷創科經濟,有本事的香港年輕人應該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才對,為什麼反而想逃離?又,這些人離開了,哪些人想擠進來?當我懷著這些疑惑嘗試找答案時,卻赫然發現,遠在彼岸的美國加州灣區,情況竟與我們出奇地相似。

    最近在Medium上看到一位灣區女孩的自白,如果捂住其中的地名,內容和香港年輕人的心聲幾無二致:

    這位叫Diana的女孩正送別一位兒時好友Eleanor往機場,對方打算離開三藩市前往匹茲堡定居。她們二人從一起長大,關係親厚。Diana在初創公司工作,薪金和前景都不錯;Eleanor的興趣在文創方面,過去一段日子過得很不遂心。她原來的住處在2016年一場暴雨引發的水災後已無法居住,不得已搬回去與父母同住,卻沒料到兒時居住的小社區已成為新晉遊客區,搬進不少富人。Eleanor在小店工作,向遊客們售賣標價過高的商品,薪水不多,既無法負擔租金自己一個人住,又感到從小長大的社區已人面全非,毫無親切感。眼見已搬離灣區的朋友們,一一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立足,故萌生離巢之意。

    Diana送別Eleanor時在心中默數,過去兩年來,這已是她第12位離開灣區的朋友了。她的一技之長使她成為近十餘年來,科技企業在灣區發展起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朋友們卻沒那麼幸運。Diana不禁反省:是不是因為我們拉高了灣區的生活指數,令這些科技行業以外的朋友成為輸家,無法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立足?

    如果參考一些較宏觀的經濟數據,發現結論與Diana的切身經驗十分脗合,加州的面貌每年都在緩慢地變更中。年初加州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發表了一份橫跨十年(2007至2016年)的移民數據,有幾點值得一提:

    • 十年間共有600萬人離開加州,500萬人移居進來;加州的淨人口流出為100萬人。
    • 大部份加州人移民去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如:德州、阿利桑那州、內華達州、俄勒岡州等;而移居到加州來的,以紐約、伊利諾州和新澤西州的為主。
    • 大部份離開加州的是低收入者(年收入5.5萬美元),而新遷居進來的則以高收入者為多(年薪20萬美元以上)。
    • 有家室的、教育程度高中左右的加州人不少舉家移民到上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而流入人口則以26-35歲、大學至碩士程度的紐約、新澤西州人為主。因此加州整體社會越來越顯得富裕、中產。

    簡而言之,和古今中外所有大都會一樣,加州越來越成功,也越來越「不易居」。一個漸趨「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社會,很難擺脫居民收入差距加劇、貧富更加懸殊、本土與仇外情緒等等一系列問題。這情況在最發達的灣區尤為明顯。

    年輕人如果並非從事吃香的科技行業、或者靠父幹(「沒什麼,爸讓我打理一個風投玩玩」),不要說「上車難」,連賺取稍為可觀的薪水都不容易。另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從1997到2017年的20年間,除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外,所有矽谷上班族的月薪經調整通脹後,都比20年前的低。收入位處中游的上班族受創最深,整體收入比20年前的低了14.2%。這情況在美國其他地區都沒發生,全國收入最低者過去20年薪水仍有輕微增幅,但矽谷的收入差距卻在惡化中。

    土生土長的灣區年輕人,一方面送別意興闌珊的朋友們, 另一方面迎來趾高氣昂的「新灣區人」,看見自己從小長大的社區變得名店林立,感受科技霸權左右政府政策,加上苦無上車機會…這種怨氣,香港年輕人一定毫不陌生。

    幸好在彼邦,「覺醒」的不止年輕人,還有一些發財立品的科技新貴。例如Salesforce的聯席CEO及主席Marc Benioff便發願,樂意負擔更高的企業稅款,好助三藩市市政府籌足三億元,幫助區內流浪漢(因為上車難、租金上漲,三藩市的露宿者問題幾為全國之冠),甚至不惜為此與持相反意見的行家(如Twitter的創辦人Jack Dorsey)公開罵戰。

    從來頂尖的大都會都是「圍城」,裏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離開的人已離開,留下的人,可會為這城做些什麼?

    相關舊文:

    矽谷巨富的恐懼

    獨角獸又如何

    參考資料:
    Marc Benioff voiced concerns on a San Francisco homelessness measure months before becoming its most prominent booster
    Inequality in Silicon Valley is getting worse: Wages are down for everyone but the top 10 percent
    Leaving California: Here’s who’s moving in, who’s moving out
    Californians fed up with housing costs and taxes are fleeing state in big numbers
    If San Francisco Is So Great, Why Is Everyone I Love Le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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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1月23日及30日分上下兩期,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塵埃裏開出花

    一位創業的朋友最近遭遇重大打擊。一方面推出的新產品,反應未如理想;另一方面因為預期經濟逆轉,原有產品的表現也未如人意。資金週轉出現問題、團隊人心惶惶,朋友顯得非常焦慮,這關不知能否闖得過。

    我們認識多年,知道他不是個軟弱的人,定能遇強愈強,化險為夷。但此刻危機逼在眉睫,除了說些蒼白的安慰的話,還能做什麼?我這個只懂紙上談兵的書呆子,腦海中出現一個字:Antifragile(反脆弱)。

    Antifragile是《黑天鵝》(The Black Swan)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發明的一個字,也是他繼譽滿天下的《黑天鵝》後,2012年出版的另一本書的書名。英文Fragile是「脆弱」的意思,有小心輕放之意,否則事物很容易破損。人們通常以Robust(強大、剛健)作為Fragile的相反,但Taleb認為不是。他覺得「反脆弱」的意思,並非結實、或在危機中能力保不失,而是事物根本能從動盪和壓力中得益。因為他所知的語言中,沒有一個字能表達這層意思,所以Taleb便以Antifragile名之。

    這點很衝擊我們的固有想法。危機、動盪會帶來破壞、損傷,哪有可能令事物得益?太有違常理了吧。非也。「反脆弱」的例子不多,但日常生活中也不罕見。健身就是「反脆弱」的一種。通過一系列重力訓練和動作,我們令一些肌肉組織撕裂、受傷,但是,只要有足夠的休息和營養補充,被撕裂的肌肉將進行修補,結果比鍛練前更強大。身體通過壓力而變得更壯實,這就是「反脆弱」。

    另一常見的「反脆弱」例子,是金融系統。我在報章社評版工作的日子,正值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彷似天塌下來一樣,多國經濟危在旦夕,香港市面也一片哀鴻偏野。上司常在社評中提到一種思想:香港能躋身國際金融中心,正正「多得」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機:由八七股災、九七金融風暴、千禧科網爆破、零三沙士…殺不死你的使你更堅強。每次死傷沈藉後,人們檢討制度漏洞,需加固的加固,需優化的優化,撥亂反正後,系統反而因為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而更具韌力,更有條件安然渡過下一次危機。有些國家過份保護其金融系統,小心奕奕盡量「與世隔絕」,這反而使其更加不堪一擊,因為它無法中危機中升級。

    說回創業。有些企業和創辦人,是「反脆弱」的表表者,可以從挫折中累積能量,例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如果沒有在少年得志時經歷重大挫敗,喬布斯後來未必有能力帶領蘋果電腦一度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又例如最近備受困擾的Tesla創辦人馬斯克,也不止一次谷底翻身。偉大的創業者很少是一帆風順的,多半曾經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然後開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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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11月16日見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告別「扮工」

    《人類大歷史》(Sapiens)提到,人類偶然下成為農夫,最終自己搵自己笨。亞當夏娃的獵人生活本來相當怡然:工作時間少、食物多元化,但自人類學懂務農和畜牧後,穩定的食物供應令人口膨脹,狩獵再也無法養活族中所有人,漸漸我們必須辛勤工作,展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務農生涯,奠下今日「朝九晚六」上班模式的原始型態。

    但誰喜歡返工?2013年YouGov在英國的一個調查,發現37%上班族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毫無價值;丹麥同類調查中,對此認同的人有四成。如果訪問香港的上班族,估計數字或更高。

    早在三十年代,經濟學家凱恩斯就預言隨科技發展,廿一世紀的人類將脫離工業時代那種漫長而枯橾的打工生涯,每週只須工作15小時。事實證明大師對科技進步的估計完全正確,但為什麼每週工作15小時的預言卻沒有實現?大部份人仍每週工作4、50個小時,甚至更多。而且,若一些先進社會有高達三、四成上班族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為什麼我們每天還要花那麼多時間「扮工」?

    另一本書《Bullshit Jobs》為此提供了一些想法。作者David Graeber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LSE),他是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的領導人物之一,據稱創下「我們是99%」的口號。一言蔽之,David Graeber認為科技進步的確淘汰了許多工作,但問題是,現代社會同時製造出大量「bullshit jobs」(「廢職」)填補已消失的職位,難怪從事這些工作的上班族覺得自己對社會毫無貢獻。

    他列舉了五種「bullshit jobs」:flunkies, goons, ducttapers, boxtickers, taskmasters。Flunkies為粉飾門面而設,如大公司的接待員;Goons是現代社會產物,目的是蠱惑人心,如說客、法律顧問;Ducttapers完全可由科技取代,如操作影印機的人;Boxtickers與之類似,是大企業「請一些不想請的人」來「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如corporate compliance(審查員);Taskmasters顧名思義,就是那些「睇住人做嘢嘅人」,即中層管理人員。David Graeber認為這些工種都無法提升社會的生產力。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裏都會暗中抹一把汗,因為像香港這種高度依賴服務業的社會,大部份上班族從事的,正是Graeber口中的bullshit jobs!難怪耶魯大學當年在他即將轉為「終身聘用」(tenure)之際不與之續約(還因此引發一場請願風波),David Graeber的想法咁激,恐怕得罪人多。

    即便Graeber所言令人很不舒服,卻也正因為戳著痛處而值得深思。因為宗教、歷史、文化、習慣等使然,社會仍以每人每天工作8、9小時為常態,但很多工作是多餘的、很多人並不能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卻又無可奈何。 人們渴求過有意義的生活,怎樣才能告別不快樂的「扮工」,每天只做想做的事?David Graeber提出的解決方法比較偏激,他認為社會應提供「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各人「回歸原始」,做每天只工作幾小時的「獵人」,這樣人們才會選擇做有意義的工作,並為社會帶來真正的價值。

    即使富裕如香港,「全民基本收入」也幾乎是天方夜譚。不過,改變社會很難,改變自己又如何?凱恩斯當年的預測一點也沒錯,科技已方便、高效到一個地步,使我們大有條件每天只工作兩、三小時,就達到足夠的生產力。但如何才能擁有這種工作模式?覺得工作缺乏意義的上班族,不妨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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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點解要返工?打獵與耕田九十後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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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