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是比石油更珍貴的資源，透過挖掘數據，科技企業可以預測每個人的喜好，並透過精準的廣告投其所好，影響並改變其行為。若集體行為被操縱，甚至有機會動搖一國政策、扭曲民主制度。當大企業透過數據謀取暴利時，社會卻要為此付出極大代價。
說到數據重要，原來並非每個數據同樣地重要。Cambridge Analytica的告密者Brittany Kaiser在Netflix的紀錄片 The Great Hack裏向調查記者解釋，當他們為特朗普的總統選舉進行文宣時，會就每個人的數千個數據（data points）進行分析和歸類，將一些有機會被煽動的人（The Persuadables）識別出來，集中改變他們的立場，而不必浪費彈藥在立場堅定的人身上。哪些人最有機會被「轉軚」？就是那些平時不關心政治、對政策一知半解、拿不定主意的人。
在具體操作時，Cambridge Analytica會先挑選一個有機會影響全局的「搖擺州份」下手，舉例，威斯康辛州；再把它分割成多個人口相若的小區（precincts）； 然後將每個小區的「轉軚人」識別出來，集中火力向他們打廣告。由於已經掌握了這些「轉軚人」的喜好，廣告可以完全為其度身訂造，如勞動階層收到的，是新移民將湧進來搶工作的廣告，令他們相信只有支持特朗普才可阻止新移民入境。只要一個小區有足夠多轉軚人被打動，就可成功令這個小區轉軚；當足夠多小區的轉軚向特朗普傾側時，這個州份就成為囊中物了。這就是利用一小撮人推翻全局的策略。
把這策略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行事不依常規、仕途不得意的Dominic Cummings被脫歐派Vote Leave聘為文宣主帥，一開始時他們處於下風，因為留歐派有建制的支持，擁有大量選民資料可利用，而脫歐派無這些資源。
但Cummings找到一隊叫AggregateIQ的「特種部隊」，他們是一班軟件工程師、數據科學家等，利用社交平台上有關足球的問卷調查（哪有英國人不愛足球？），得到300萬非選民的數據可作挖掘。這300萬人縱有選民資格卻從未投過票，因為他們不關心政治，對脫歐這複雜議題缺乏分析能力。
Vote Leave遂集中火力向這300萬人打廣告，廣告的口號響亮（Take back control – 拿回控制權）、訴諸情感（歐盟取走我們3.5億鎊、送進7000萬土耳其移民）等，令這些平時不理政治的人很有共鳴，由政治冷感族，搖身一變成為堅實的脫歐支持者。脫歐派結果在公投中得到51.9%支持率，比留歐派僅多100多萬人。就是這一兩個百分點的少數，改變了英國的命運。
透過數據操縱別人行為，需要憤怒與恐懼作燃料。從加勒比海島國千里達、到美國總統大選、以至英國脫歐公投，背後操盤手無不以引起憤怒或恐懼的廣告來達到目的。除保護數據的意識外，如何令自己免於憤怒與恐懼，看來是我們的必修課。
參考資料：
Brexit: The Uncivil War （電影《脫歐：非文明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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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