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Work逼宮事件

    由紐約市蘇豪區的第一所共享工作間開始,Adam Neumann創辦的WeWork就以勢如破竹的姿態不斷「攻城略地」,擴充全球版圖。在2019年準備上市前,面世才短短九年的WeWork,市值竟達470億美元。一般相信,只要Adam Neumann在上市路演時向機構投資者施展魅力,他們也會像「軟銀」的孫正義那樣,以巨款投下信任一票,讓WeWork上市集資成功。但這位曾所向披麾的創辦人,卻在此關鍵一役,遭遇前所未見的滑鐵㿖。

    一切似乎由8月14日、傳媒取得WeWork公開的上市文件開始。首先,這家市值被吹得超大的企業,營運數字並不亮眼:2019年上半年,錄得虧損九億美元;雖然生意額每年以倍數增長,但開支也亦步亦趨,幾乎是賺一元花一元,沒什麼甜頭。不過初創上市時無利可圖可謂「預左」,令投資者不安的,是一些和Adam Neumann有關的相連交易和公司管治問題。

    舉例,他把公司名稱由WeWork改成The We Company,個人再從中收取590萬美元商標許用費,原來他事前以另一公司註冊了We的商標。此外,作為創辦人,Neumann擁有每股20倍的投票權,權重之高,令他幾乎可以獨斷獨裁。更令人咋舌的是,若他在公司管理層的地位發生任何變動,其妻(並非董事局成員)有權任命繼任人。

    這些對私人公司而言可能不算什麼的企業管治,落在機構投資者眼中,簡直光怪陸離。他們不能接受,紛紛要求減價。結果WeWork市值由曾被高盛吹捧的650億美元,一路插水至100億美元。9月16日,WeWork宣佈暫緩上市,並進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著Neumann交回590萬美元商標費、削減其權重至10倍等),以安撫投資者。

    不過傳媒繼續對Neumann緊咬不放。兩日後,《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羅列他的種種怪行,例如在私人飛機上和朋友吸食大麻、聲稱要成為以色列總統,甚至「世界總統」等。六天後,Neumann宣佈卸任WeWork行政總裁,退居非執行主席。

    董事局策動的這場逼宮得以成功,最關鍵的是得到「軟銀」孫正義的背書:軟銀前後投資逾百億美元在WeWork、佔股權近三成,比Neumann本身還多;而且孫正義視Neumann為「馬雲第二」,一直在背後不斷以資金支持他東征西討。但是,傳媒透露軟銀以平均240億美元市值投資WeWork,如果WeWork上市時只值100億美元,軟銀將損失慘重,孫正義再看好Neumann也難「同錢作對」。失去孫正義這後盾,Neumann自知大勢已去,只能黯然退下火線。董事局旋即安排兩位WeWork高層同時擔任行政總裁,並在9月30日宣佈暫緩上市計劃

    一位兼任WeWork董事局成員的投資者,曾將Neumann比喻為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誇獎他年紀輕輕深具遠見。但這位征服世界的君主,卻因為一次放縱暴飲後染上怪疾,不久病逝,帝國亦隨之崩塌。

    不過WeWork和Neumann來日方長,不宜太快蓋棺定論。WeWork由迅速崛起到遭遇上市挫折,反映私人市場和公開市場看待初創價值的巨大分歧,影響深遠。這方面以後有機會再談。

    參考文章:The Fall of WeWork’s Adam Neumann

    相關文章:從煙花上升到黯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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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從煙花上升到黯然下台

    作為世上最龐大的「獨角獸」之一(市值達470億美元),WeWork正進行的上市計劃忽然出現變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Adam Neumann上週突遭董事局逼宮。

    這家2010年才面世的企業,在創辦人的野心和投資者的金錢驅動下,規模如火箭般直線上升。不足十年間,它的版圖從紐約市僅僅一個共享工作間,極速擴展到全球111個城市的528個地點。Adam Neumann被孫正義視為「馬雲第二」,光是軟銀(Softbank )就在這家初創押下逾百億美元投資。為什麼它竟在上市的關鍵時刻發生劇變?這個曲折的故事,先由創辦人獨特的身世講起。

    40歲的Adam Neumann是以色列人,從小父母離異,他與妹妹一度隨母移居美國,初中時回國,並曾在以色列的「公社」(Kibbutz)中生活過。相信受這經歷影響,使他把「群居」意念注入辦公室中,形成後來由WeWork帶領的全球「共享工作間」熱潮。

    2008年金融海嘯後,紐約地產市道不景,許多辦公室租不出去。當時Neumann因為唸大學的關係,已移居紐約數年,他和合夥人Miguel McKelvey都有在公社生活過的背景,又曾各自創業,志趣相投。他倆游說一座大廈的業主,讓他們把一層空置的辦公室重新裝修、包裝、再分租出去,從差價中賺取利潤。那就是WeWork的前身,Green Desk。這點子在經濟不景下居然很成功,靈活的短期租約切合剛剛興起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深受自由工作者、斜槓族(slash)等歡迎。2010年,二人把Green Desk做得有聲有色,將之賣斷給業主賺到第一桶金後,決定創辦WeWork,大展拳腳。

    兩年後,WeWork擴展到七個據點,市值約一億美元,嶄露頭角。2014年,WeWork在倫敦開拓了第一個美國以外的共享工作間,該年年底,其全球據點增加到23個,市值達50億美元,晉身「獨角獸」之列。當年初創熱潮方興未艾,WeWork正好趕上這班高速列車,成為鎂光燈下的明星。2017年,WeWork遇上「貴人」孫正義,後者一口氣向其注資44億美元,令其市值直逼200億美元,教市場譁然。2018年聖誕前後,軟銀再度向WeWork注資,其市值更達到470億美元高峰。

    瘋狂的資金令企業的生滅周期以十倍速來進行。WeWork今年決定上市,八月傳媒取得公開的上市文件後,從2010年到2018年間如煙花般上升的WeWork,融資形勢卻急轉直下。

    (待續:WeWork逼宮事件

    參考文章:WeWork’s Neumann Steps Down as CEO, With IPO On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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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從初創到上市

    香港成功的初創企業少,一大原因是融資困難;融資困難,因投資者看不到回報的出路,所以不敢輕易投資。

    換在美國,投資者投100家初創,哪怕最終只有一間上市成功,投資者亦可藉此套現,獲利以百倍、千倍計。

    初創的存亡,因此和該地資本市場對初創的接納程度息息相關。

    香港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但香港的資本市場卻面對嚴峻挑戰:

    第一,市場向內地集中。過去十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佔總市值64%;同期來港上市的跨國企業,僅佔總市值11%,這和倫交所的55%,或紐交所的30%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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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市場依賴舊經濟。金融與地產業佔香港交易市場總市值44%,而「新經濟」如生化科技、軟件等只佔3%(不計騰訊)。相對而言,新經濟佔納斯達克總市值60%、紐交所47%。

    資本市場聚焦增長較慢的舊經濟(市盈率為13.4倍,納指的市盈率為32.8倍),令投資者興趣從缺,更難吸引增長強勁的科技公司來港上市集資,形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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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上市制度要有所突破,便需考慮因時制宜,容納未達盈利或同股不同權的科技公司來港上市。問題是,香港不同美國,當地大部份投資者為機構或專業投資者,對科技公司的監管較鬆,但香港的散戶卻佔了市場交易約三成,不能不保障他們的利益。

    為此港交所提出諮詢文件,建議在主板以外另設「創新板」,專為科技公司或新經濟而設,冀在創新與監管中取得平衡,拓展香港資本市場的出路。

    我細閱文件後,覺得其初衷很好,還與幾個相對成熟的初創企業如GoGoVanGreen Tomato等與負責該項目的港交所職員交流了兩小時。最大好處是雙方理解更多,舉例,港交所認為「同股不同權」的安排必受初創歡迎;事實上,有些初創在融資時給予某些投資者過高待遇,其實想藉上市的機會沖銷之。如何能在上市時既接納初創主要創辦人同股不同權的安排,又不容個別早期投資者權利過大,便是港交所聆聽市場意見後,要小心斟酌之處。

    抱殘守缺易,要在令監管機構滿意下有所突破卻很難,港交所開拓之心或比創科局更勝一籌。初創不妨一看文件,表達己見,將來上市環境改善、初創融資活絡,自己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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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2017年7月14日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