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體IQ低落症

    最近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大反彈,一天內錄得61宗本地確診個案(22日),政府不敢掉以輕心,迅速在同日宣佈應對措施,其中之一是為鼓勵市民進行檢測,向本地感染確診的市民提供5000元津貼

    一位初創企業家聞訊感到怒不可遏,忍不住在群組中發炮,說這不但浪費納稅人金錢、加劇政府財赤、無助抗疫,更糟糕的是,它可能為染疾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一些生活逼人的市民「鋌而走險」尋求感染,以獲取5000元津貼。他認為這措施簡直愚不可及。

    朋友對高官們的批評,令我想起十年前(2009年12月底出版)看過大前研一寫的一本書叫《低IQ時代》,所講的「如果只看個人,(…)IQ的確很高,(…),但是集合許多個人成為一個團體後,IQ就明顯降低」之現象。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考上政務官(AO)一點也不容易,學業成績必須非常優秀;而現任高官之中,特首林鄭月娥向有「好打得」外號、局長羅致光擁有資優程度的智商(IQ160)…這都不算新聞了,為什麼把聰明人集合起來後,沒有產生1+1大於2的效果令施政更有效,反而每每推出令人費解的政策?

    我可以想像高官們集體討論出「確診可獲5000元津貼」措施的背景,那就是沒有人敢逆民意主張推行強制檢測,大家就像迴避黑洞吞噬那樣,小心奕奕地不提出與之接近的做法;加上每個政策局都不想有機會孭鑊,終於在各自盤算、右支右絀下提出這個具「創意」的措施。高官們或出於好意,擔心基層若不幸染疫會手停口停,所以用5000元津貼略表心意;但能確保它不會成為基層「搵命搏」的誘因嗎?

    在大前眼中,並不是所有官僚都會出現「集體智慧低落」的,他認為新加坡就展現了非凡的集體高智慧,這歸功於其強勢的領導和優秀的教育政策(大前的原話是:「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個人能力確實不怎麼樣,但是國家的集體IQ卻是出類拔萃的。新加坡發展的模式是少數菁英在前面拉著國家往前走,國民則踏穩腳步緊跟在後頭。」)。此外,同樣為組織,私人企業尤其初創,就比官僚少出現「集體智慧低落」,因為市場競爭太激烈,組織的每個決定都必須準確、每個錯誤都必須得到及時糾正,無法容認「集體低IQ」,否則一定會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

    大前以十餘萬字縷述「低IQ時代」的前因後果,值得有興趣的朋友細讀。我認為本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訊息,是他提出個人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擺脫社會的集體智慧衰落。大前說,要令自己成為「勝利組」,必須有三大兵器:英語能力、IT知識、金融素養。而且你還得拒絕思考懶惰,並時刻保持危機感

    大前說,「即使國家衰退了,個人還是有無數的方法可以讓自己不跟着衰退。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依賴國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真符合香港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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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北漂港人來郵

    我有一位網友「小純潔」,2013年離開香港到北京發展事業。他本來是建築工程師,卻心儀互聯網,在北京報讀一些增值課程後,轉型成為科技企業的產品經理,並留在北京,正式成為一位「北漂港人」。

    最近「小純潔」看了我寫「樊登讀書」的文章勾起興趣,來郵告訴我一些想法,我認為他的分析甚好,徵得其同意後,下面引述部份內容,大家不妨集思廣益:

    “我也試試回答文章的問題:廣東話版樊登讀書,服務海內外香港人,會否有市場?

    剛查了一下,全球(包括廣東、廣西、大馬等)使用廣東話約1.2億人。如果只包含海內外香港人,市場容量可能有點小,但是包含所有會說廣東話的人群,也許可以考慮一下。

    與此同時,我有一個可謂逆向的思路:就是做一個APP,將港版書推到內地
    我簡單推演一下,《微信讀書》有億萬級別用戶量,《得到》有千萬級別用戶量。《港版書APP》(暫稱)、一個細分領域的微信讀書,或許能達到百萬級別用戶量。如果能做出一個百萬級別用戶量的APP,引起騰訊(閱文集團)、得到的注意,收歸旗下,也是相當理想的。

    我在北京待了快7年,眼見港式美食、音樂、電影、劇集等,都是有市場的。
    同樣,在港版書中,財經、商管(包括startup)、健康、美容、小說、教育、育兒、旅遊、飲食、藝術文化等(敏感題材除外),都有很多優質內容,相信在內地也是有市場的。

    優質內容永遠稀缺,只要是好的內容,不論是來自外國、日韓、中港,都會有市場,只是未有人以高效的方式,向龐大的內地市場提供相關的產品或服務。

    如果坊間真有這樣的APP,我一定會年年訂閱。在香港我未必如此,因為公共圖書館的藏書量相當充足,但是在內地就不一樣了。”

    「小純潔」提到,香港不少書藉在內地很受歡迎,比如說和初創有關的,我剛好有親身經歷驗證此說:

    2015年我上一本書《創業大時代》出版時,第一位告訴我買下此書的人,就是一位內地科技雜誌的總編輯,他碰巧到數碼港參加座談會,一到步便去買書、一買下便在座談會上引用,還道從來不知道9GAG是香港人做的!而我當天正好在數碼港參與此座談會,碰上這幕,實在湊巧。

    港版書內銷、或深耕廣東話市場的讀書App,如果成事,大家將來會捧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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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在《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率先見報

  • 沒有收成期的一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從三方面解釋:世代矛盾、中港矛盾、貧富矛盾。我對「世代矛盾」最有共鳴,那是十餘年前、讀了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後得到的啟發。

    當時我還在傳媒工作,在公在私,都寫過不少與世代矛盾有關的文章,其中部份收錄在我與幾位「第四代香港人」合著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我對互聯網創業的興趣,很大程度也因為受到這種「世代矛盾」思想的啟發:互聯網這個行業,乃上一代香港人極難挑戰年輕人的一環,也是新世代最有機會突圍的出路(典型例子:王維基的HKTV Mall網購業務,搞來搞去仍是互聯網1.0;八十後的林凱源,一出GoGoVan就顛覆了物流業)。

    人年紀一大,就愛話當年,上段文字正是鐵證。好,不講以前,就講此刻。最近我探望一位退休大學教授,她說這段時間大概因為疫症肆虐加上憂慮香港前景,很多舊生找她訴心聲。她越聽越不安。

    「他們大學畢業約十年、三十出頭,通常在政府或大機構工作,擔任中層位置。」教授形容,舊生們看似薪高糧準,但內心十分惶恐。

    「因為他們既無技能又無人脈。」什麼話?難道天子門生、十年大企業的工作經驗,居然不算「技能」嗎?這實在匪夷所思,但也千真萬確。

    因為自千禧年後,社會和科技變化太急劇了!除非是醫生之類為數極少的專業人士,否則十年前大學畢業時所學的書本知識,今時今日要不過時,要不(部份)被科技取代,將來更甚。如果在這十年間,你一心只想在選定的大企業內「步步高陞」,把心思花在如何在辦公室內生存(開會、寫電郵、砌PowerPoint之類),而沒有進一步在知識和人脈上增值自己,那一旦離開這個「超穩定系統」、失業再求職,價值可能比剛畢業的大學生更低(人家即使當個「小編」也比你頭頭是道)。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在上周立法會休會前,再談「收成期」,謂自己年輕時努力建設香港,今時今日應該收成,不忿社會穩定被破壞。他這番話說來理直氣壯,也並非全無道理。但可見對很多人來說,「世代矛盾」的概念就像二維世界的生物無法理解三維空間一樣困難。沈旭暉回應得很快

    首先,「上一代自然有努力過,香港自然也出現了輝煌,但兩者之間的correlation,卻無必然關係…」因此,「只要生逢其時,到了陳健波的年紀,只要不是資質太差,自然都能享有『收成期』。但假如陳健波生於1997年之後,用同樣的方式處世、工作、做『生涯規劃』,難道有可能享受收成期?絕不可能。」

    教授擔心的舊生們,正是那些以「陳健波心態」想在職場上生存的一代。如果早出生三十年,這種心態也許沒太大問題,「收成」乃意料之內;但到今時今日,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劇變,這一代再無「收成期」可言。你今天所擁有的頭銜、薪水、地位,可以隨一間公司的倒閉、甚至一個行業的消失而一去不返。用個視像化的例子,7000呎的辦公室都可以在三天內消失、人人WFH,你期望你的職業可以一成不變、直到收成?

    現實殘酷得可怕。教授力勸舊生們馬上學習新技能,編程也好、數碼營銷也罷,總之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庫,勿落後於時代。她知我是「文人」,只愛寫字、不喜拍片,傳來一條條自己製作的短片叫我馬上學。我一方面唯唯諾諾,另一方面無地自容到極點。一位退休教授都比我更好學不倦、更精於製作訪談短片,我簡直是穴居人了。

    話雖如此,我們這一代還算幸運:如果不幸成為疫症催毀經濟下的犧牲品、丟了工作,破斧沉舟下送外賣尚能維持生計;到送餐機械人全面取代人力的一天,沒一技之長的人將連這個選項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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