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做網紅

    世事發展每每出人意表。一場瘟疫來襲,可能令香港的通訊科技普及突飛猛進。我和很多上班族一樣,正經歷一場新科技的洗禮。

    本月29日,對我來說原是個頗具紀念價值的日子:我第一次回大學授課,教傳理學院的碩士班。此事已在我腦海裏排練過千百次,這節課的三小時講義,我也用了超乎比例的時間去準備。上課日期逐漸臨近,我心情越趨緊張,此際收到校方的最新通告:本學期全部課程改為網上授課,講師必須利用Microsoft Teams此直播軟件進行,而且要實時、互動、露臉。

    天哪,我第一個反應是,那和當網紅有什麼分別?有人嘲笑我小題大造,反問:教書不就是實時、互動、露臉嗎,真是大驚小怪。

    「切膚之痛」(skin in the game)的人才會這樣講話。當教學隔了一重熒幕、通過直播軟件來進行後,它已和傳統上課截然不同。舉例,我看不到學生們的臉。大部份直播在進行時,受眾並不露臉,這將令我很難評估他們的反應作調整。此外,我一邊要按軟件播放講義授課(教學方面我本來就是新手),同時要管理直播平台:畫面流暢嗎?聲音輸出正常嗎?有人利用即時通訊提問時有沒有漏掉?這和在課室裏自然而然進行的互動完全不同。一個毫無直播經驗的人,那能輕易一用就上手。

    同樣地,許多為防疫情擴散而作遙距辦公的上班族,也紛紛展開自己第一次用直播軟件開會、分享畫面、即時通訊等的經驗。各位像我般戰戰兢兢嗎?

    日子一天一天接近,我只好自我開解去減輕恐懼:或者這正是逼自己成長的一個機會。一位教書的朋友告訴我,他有些才小學五、六年紀的學生,因為熱愛當YouTuber,所以小小年紀已對自拍、錄影、剪片、後期製作等運用自如;我呢,一直到大學唸新聞系,才有機會接觸這些技術。我和新一代在利用畫面和影像傳訊的技巧和經驗,真有天淵之別。如果現在還不急起直追,被時代淘汰是遲早的事。

    在職場,這樣的數碼鴻溝很多,將來更甚。我這位教書的朋友是個典型Y世代,和大他一截的「嬰兒潮」世代相比,他對一般的辦公室應用軟件如PowerPoint和Excel等,運用純熟,而且他一有空,就會在上面反覆練習,精益求精。學校有數不盡的行政功夫,一些同事焦頭爛額弄大半個月才完成的項目,他有時利用一兩節空堂的時間就弄好了。他有時也很感慨,只要這些同事肯痛下決心學新科技,也許就能大大紓緩自己的壓力。

    還幸在學習新科技這個領域,年紀不是最大的絆腳石,心態才是,即有沒有「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又以直播教學為例,比我資深的老師大有人在,但他們沒有視直播為洪水猛獸,反而積極投入其中,心態來得比我正面。

    坦白說直到今天,我都不肯定自己能不能妥當地完成直播授課,只知大勢所趨下,我不是唯一感到誠惶誠恐的人。硬著頭皮做吧,肯超越自己的安舒區踏出這一步,也值得紀念。

    註:本文附圖獲首肯後,擅取自蕭叔叔英式英文學會,特此向蕭叔叔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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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率先刊登

  • 高科技抗疫

    上周末開始,香港要求所有由內地入境人士進行14天強制檢疫,包括在家中或指定地點作自我隔離,以減低「新冠肺炎」的社區傳播。被問及如何監察有關人士時,高官回應曰自律、上門突擊檢查、 以WhatsApp分享行蹤等等。

    沒想到口口聲聲說要發展智慧城市的香港,在社區防疫上,幾乎和廿一世紀的尖端科技沾不上邊。比較而言,正大力發展人工智能、人臉識別、大數據等科技的中國內地,正利用抗疫此契機,加快它們的應用。可以預計這將對病源的追縱和傳播途徑監控更為有效,但它所造成的個人私隱後患,亦更深遠。

    在抗疫方面,目前內地有一大武器,教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瞠乎其後:大數據。首先,國家對近乎所有主要電訊商、航空公司、鐵路營運商等有控制權,能獲取海量的人口移動數據作分析。此外,民眾由高鐵購票到申請電話卡,都需要作實名登記,只要電訊商提交某一手提電話號碼發出的訊號,某人的行蹤就無可遁形。

    這在防疫尤其作病源追縱(contact tracing)上有極大好處。在香港,當某人被確診為患者後,醫護只能透過訪談,讓患者回憶自己14日內曾到訪的地方和接觸過的人,追縱有可能被感染的人作檢疫。不管患者是否合作,記憶並不靠譜,遺漏和錯誤的機會很高,令防疫工作事半功倍。

    但內地的做法可以極高效。假設某人從武漢乘高鐵到廣州後被確認為病毒傳播者,有關當局透過電訊商提供的數據,一方面可把他曾到過的地方一一羅列而出,同時跟據高鐵營運者的資料,通知和患者乘坐同一班次、甚至同一車廂的乘客進行檢疫。若患者確診後沒有自我隔離而外出,只要配合人臉識別,要把他從人海中區別出來也不難。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可以把這些資料都公開到社交媒體上,原意是讓曾與患者並處的人提防,但後果卻有可能令患者受到不必要的滋擾。

    根據《華爾街郵報》報導,重慶某區利用這些數據,成功把5,500名農曆新年期間由湖北回鄉的人識別出來,並安排其中約一半人作家居隔離;在浙江,一名患者否認曾在武漢與任何人接觸,但當局借助數據分析,發現他在當地曾與三人接觸過。

    目前當局正以舉國之力抗疫,治亂世用重典,只要能把疫情控制下來,人民對個人資料的提供不大抗拒。當危機過去,國家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將更進一步,這是不能逆轉的。一旦這套監控手段用在太平盛世,那是怎樣一番光景?如何保証不被濫用?到時人們恐怕無法擺脫自由和安全的兩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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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Google不要來

    武漢肺炎肆虐,政府計劃徵用饒宗頤文化館的旅館「翠雅山房」作檢疫中心,供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及沒病癥者入住。「翠雅山房」位於山上,距美孚市中心民居約5-10分鐘路程,但美孚居民對安排不滿,發起抗議。

    病毒來勢洶洶,居民對家園與檢疫中心為鄰的恐懼,可以理解。如果來的是Google總部,大家又會欣然接受嗎?

    Google決定在加州聖荷西市(San Jose)興建新總部(campus),預計佔地600萬平分呎,以容納25,000名僱員。當地政府對此喜不自勝:Google的青睞,代表更多稅收和就業機會(想當年Amazon決定「選都」時,幾個大城市還要互相「競投」 ,如今Google將成囊中物,聖荷西卻全無對手);但始料不及的,是當地居民對此並不歡迎,多番抗議。

    說穿了,都是貧富懸殊惹的禍。年多前我在文章「灣區不易區」裏寫到,近十年來因為科技行業在矽谷發展蓬勃,令灣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情況日趨嚴重。高薪的科技行業從業員源源流入,區內生活指數猛增、住所供應不足,灣區漸成「不易區」,有些地區甚至難以聘請教師或消防員,因為他們無法負擔高昂租金與生活費。灣區的仇外與仇富情緒,可想而知。

    聖荷西位於矽谷南端,幅員廣闊,本身也是個人口多、收入高的大都會。Google欲選址火車站附近,便利來自三藩市南部的同事上班。他們與當地政府就「建都」的磋商始於2016年底,迄今已花掉4.5億美元購置選址附近的物業,「新都」計劃2024年峻工。能否落實,還看與當地市民的討價還價。

    兩年前蘋果耗資50億美元在Cupertino興建新總部,卻被比鄰居民垢病增加了10,000個車位,但沒增加房屋供應,加劇樓市供應失衡。汲取有關教訓,Google此番「建都」絕不掉以輕心,一方面許諾十億美元,在三藩市灣區捐地、建屋,另一方面捐款予為露宿者提供庇護的慈善機構,盡量將「建都」對當地居民帶來的影響減少。

    財可通神,科技巨企近年已學乖,在灣區「攻城掠地」時不忘用錢收買人心。除Google外,Facebook也承諾興建可負擔居所,並為住在Palo Alto的教師們交租—只要租金佔其薪金三成以上,Facebook補貼多出來的部份,平均每年每人逾3萬美元;蘋果亦撥出25億美元擬在加州開發廉價住所。

    富可敵國的巨企為擴張東征西討,不惜承擔部份公共服務,以爭取地區人士的支持,不管其「初心」如何,到底擺出願意磋商的姿態。反觀我們的政府,在推出政策時,可有把香港人作為持份者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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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灣區不易居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