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小塘裏的大魚也不錯

    踏入暑假季節,又是新一批大學畢業生投身職場的開始。除個別專業外,不管唸的是工科或商科,相信大部份新鮮人都以政府工和大機構的空缺為目標;我當年也不例外。大企業實力雄厚、晉升階梯清晰、福利又佳,哪怕只當一名小職員,也覺得前途有保障,很安心。小魚當然是生活在大海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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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想法絕沒錯。一直以來,我們遵從社會的「成功」標準要求自己,目的不外乎令自己「無縫」從學校接駁到職場,天天向上,日日進步,一步步成為社會認可的、主流的一份子,這是大部份人不說出口,但心裏服從的價值觀。

    在1860年代的巴黎、世界藝術的中心,幾位年輕的藝術家卻正為此苦惱。他們是一群不被主流接受的「印象派」(impressionist)畫家,以較年長的Edouard Manet(馬奈)為首,要好的成員還包括Edgar Degas(竇加)、Paul Cezanne(塞尚)、Claude Monet(莫奈)、Pierre-Auguste Renoir(雷諾瓦)等。他們的畫作不被名門正宗的「巴黎沙龍」(Salon de Paris)接受,還常受到嘲弄。

    對畫家來說,巴黎沙龍就好比學子們追求的長春藤大學、演員們追求的奧斯卡、廚師們追求的米芝蓮一樣,畫作得到巴黎沙龍的認可,是榮耀的象徵,也是市場的保證。而不被巴黎沙龍接納的藝術家,則很難在藝壇立足。這些印象派畫家一次又一次向巴黎沙龍提交自己的作品卻失望而回,不受欣賞的畫作賣不出去,作品賣不出去怎麼維生?他們的生活已捉襟見肘了,必須作出抉撰:繼續向巴黎沙龍叩門、屢敗屢試,還是另起爐灶,創辦一個以「印象派」為主題的畫展,碰碰運氣?

    終於在1873年,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和莫奈牽頭成立一個全新的畫展,展出165幅畫作,大部份來自這些失意的藝術家們、不被巴黎沙龍欣賞的作品。這個畫展的規模和受關注程度,與巴黎沙龍相比,直如九牛一毛。如果巴黎沙龍是座高山,這個小小的畫展不過是個沙丘,但好歹畫家的心血得到向公眾展示的機會了。印象派畫家們是小塘中的大魚。

    後面的故事,也不必再說下去。不被主流接納的印象派畫家們,不甘當大海中名不經傳的小魚,毅然自成一派,結果開天闢地,一個個成為百世流芳的大師。這是美國名作家Malcolm Gladwell,在舊作David and Goliath中引述的故事,用以說明本來沒有優勢的弱者(underdogs),只要選對賽道,也能以小勝大、以弱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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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個故事,正因此際適逢畢業季節,看到有些新聞系的師弟師妹們慨嘆傳媒是夕陽行業,前途未卜,想為他們提供一點建議。若以傳統眼光看傳媒行業,也許會為出路苦惱;但新聞系出身的畢業生們,語文能力一般不錯,又擅長與人溝通,只要肯試其他賽道,尤其是含互聯網元素的新經濟,如數碼營銷、新媒體、短片製作等,就會發現機會多的是。我想起一位在9GAG工作的小師妹,她唸傳播的背景、活潑外向和能言善道的性格,比IT出身的更適合在新經濟中暢泳,簡直如魚得水呢。小師妹的職場經歷也許是個別例子,但值得參考。今天先寫到這裏,以後有機會再講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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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搵食與返工

    香港人搵食,世界第一。」

    而對大部份港人來說,「搵食」和「返工」是同一回事。過去一年因疫情關係,很多上班族初嚐在家工作的滋味,這能否挑戰日日返工搵食的鐵律?

    先為返工講幾句好話。返工的目的不僅是為上班族帶來一份穩定收入,還有工作意義、社交生活,甚至一些社會地位。但也有大量研究顯示,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和工時過長的壓力,會為上班族帶來比離婚更嚴重的身心傷害。不返工不行,返工太多也不宜,到底有沒有最合適的上班時間?

    不久前劍橋大學便利用疫症封城的機會,進行了返工多少天為合的研究,結果顯示,一個人每週上班一天就可以了!只需每週一天,返工就能為上班族帶來足夠的工作意義和社交機會,此後工作再多也無太大分別。

    看到這樣的研究結果,為搵食而返工的上班族有何感想?你大概對此十分認同,但也很無奈吧,因為很難有企業容許員工們一週只上班一天的。要不然,企業的生產力如何維持?社會的進步如何維持?但若換個形式,一週只一天到辦公室上班,其餘時間則在家工作又如何?這會不會是個平衡利害的做法,成為將來辦公的新常態?

    (相關舊文:告別「扮工」千禧上班族

    我以前也寫過,朝九晚五、每周五天的工作模式,是由農耕社會開始,並於工業革命後成為「常規」的,這是一件頗「現代」的事。然而人類在大部份進化史中並非以這種模式工作,我們的祖先主要靠打獵、收集果實為生,工作時間短,嬉戲時間多。只是進入農耕社會後,我們犧牲了個人的生活,為人類整個物種帶來繁衍的機會。

    (相關舊文:點解要返工打獵與耕田

    不少疫下調研都發現,在家工作大大縮減員工的通勤時間,對其身心有益,也省下不少交通費。一位評論員引述人口普查數據指,在香港,若在家工作成為常態,可為由新界到港島或九龍跨區工作的150萬名上班族,每年省下208億港元的時間成本!

    (相關舊文:不通勤不是夢

    隨科技發展改善了工作效率和生產力,加上在家工作因疫情而普及後,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企業檢討行之有效的「返工」傳統,當中不少科技企業率先擺脫辦公室,香港也有初創效法。但這種變革步伐隨疫症緩和,正在逐漸減退。上班族對此當然無奈,但對享受「睇住人做嘢」的中層管理者來說,卻是福音。要重燃上班族減少工作日數的希望,大概先要令這些中層管理者體會「搵食以外嘅人生」吧。

    參考資料:The benefits of part-time work (The Economist)新界各區在家工作省下的時間成本(梁天卓,《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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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告別「扮工」

    《人類大歷史》(Sapiens)提到,人類偶然下成為農夫,最終自己搵自己笨。亞當夏娃的獵人生活本來相當怡然:工作時間少、食物多元化,但自人類學懂務農和畜牧後,穩定的食物供應令人口膨脹,狩獵再也無法養活族中所有人,漸漸我們必須辛勤工作,展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務農生涯,奠下今日「朝九晚六」上班模式的原始型態。

    但誰喜歡返工?2013年YouGov在英國的一個調查,發現37%上班族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毫無價值;丹麥同類調查中,對此認同的人有四成。如果訪問香港的上班族,估計數字或更高。

    早在三十年代,經濟學家凱恩斯就預言隨科技發展,廿一世紀的人類將脫離工業時代那種漫長而枯橾的打工生涯,每週只須工作15小時。事實證明大師對科技進步的估計完全正確,但為什麼每週工作15小時的預言卻沒有實現?大部份人仍每週工作4、50個小時,甚至更多。而且,若一些先進社會有高達三、四成上班族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為什麼我們每天還要花那麼多時間「扮工」?

    另一本書《Bullshit Jobs》為此提供了一些想法。作者David Graeber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LSE),他是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的領導人物之一,據稱創下「我們是99%」的口號。一言蔽之,David Graeber認為科技進步的確淘汰了許多工作,但問題是,現代社會同時製造出大量「bullshit jobs」(「廢職」)填補已消失的職位,難怪從事這些工作的上班族覺得自己對社會毫無貢獻。

    他列舉了五種「bullshit jobs」:flunkies, goons, ducttapers, boxtickers, taskmasters。Flunkies為粉飾門面而設,如大公司的接待員;Goons是現代社會產物,目的是蠱惑人心,如說客、法律顧問;Ducttapers完全可由科技取代,如操作影印機的人;Boxtickers與之類似,是大企業「請一些不想請的人」來「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如corporate compliance(審查員);Taskmasters顧名思義,就是那些「睇住人做嘢嘅人」,即中層管理人員。David Graeber認為這些工種都無法提升社會的生產力。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裏都會暗中抹一把汗,因為像香港這種高度依賴服務業的社會,大部份上班族從事的,正是Graeber口中的bullshit jobs!難怪耶魯大學當年在他即將轉為「終身聘用」(tenure)之際不與之續約(還因此引發一場請願風波),David Graeber的想法咁激,恐怕得罪人多。

    即便Graeber所言令人很不舒服,卻也正因為戳著痛處而值得深思。因為宗教、歷史、文化、習慣等使然,社會仍以每人每天工作8、9小時為常態,但很多工作是多餘的、很多人並不能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卻又無可奈何。 人們渴求過有意義的生活,怎樣才能告別不快樂的「扮工」,每天只做想做的事?David Graeber提出的解決方法比較偏激,他認為社會應提供「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各人「回歸原始」,做每天只工作幾小時的「獵人」,這樣人們才會選擇做有意義的工作,並為社會帶來真正的價值。

    即使富裕如香港,「全民基本收入」也幾乎是天方夜譚。不過,改變社會很難,改變自己又如何?凱恩斯當年的預測一點也沒錯,科技已方便、高效到一個地步,使我們大有條件每天只工作兩、三小時,就達到足夠的生產力。但如何才能擁有這種工作模式?覺得工作缺乏意義的上班族,不妨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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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舊文:點解要返工?打獵與耕田九十後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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