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做的事就去做

    疫情持續,商人們盼了好久才出現的市面榮景,一瞬即逝。在大機構上班的僱員還好,只要企業沒裁員計劃,職位與薪酬也許保得住,還能再嚐WFH的好處;但自僱與做小生意的就沒那麼幸運了,即使還撐得下去,但市道疲弱、生意難做,實在一籌莫展。

    對那些暫無生活壓力,卻因「社交距離」而望天打卦的朋友來說,反正無事可為,不如趁這空檔,思考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這是受到大前研一的舊書《想做的事就去做!》所啟發。

    出版這本書的時候(2001年),大前58歲,已從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鍚退休,並曾參加東京都知事選舉但落敗。然而他沒有閒起來,爽快告別上一個階段後,繼續帶著旺盛的好奇心和對生命的熱情積極生活。有一段時間,他聆聽超過1600名上班族的諮詢,發現日本許多卅多至五十歲的人十分迷失,既無向上的動力,又欠缺自信,卻為了還房貸之類的生活所需,無可奈何繼續工作,像行屍走肉般只想「捱」到退休,然後才做想做的事。

    大前警愓這些人,世上沒有「以後」才做的事,想做的事要立即行動,因為「現在覺得快樂的事,上了年紀以後不一定覺得快樂」。他舉了SONY創辦人盛田昭夫的故事做例子:

    當年大前曾和盛田昭夫約好,次年三月去奧地利的超豪華酒店Hotel Almhof Schneider渡假,到那「最棒的地方滑雪」。預約辦好了,大前十分期待,但盛田卻在出發前改變計劃,說要代表日本一個商會出訪意大利,「以後再去吧」。大前認為那個訪問團根本是可有可無的應酬,不值得為之取消滑雪之旅,但更遺憾的是,盛田不久打網球後昏倒、接著去世,沒機會「以後再去」了。

    類似的人生遺憾還有很多,你可能從朋友家人口中聽過,如果你躬身自省,相信也有不少。大前勸人以此為鑑,一定要順從自己的熱情,有想做的事時,再忙碌也要做。他又寫道,決定做要做的事,即使受挫也不後悔:「每當我遇到死路,總是像按掉電腦的AC鍵一樣,一鼓作氣清除一切,重新起步。」他認為只要每次重來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即使走了彎路也無憾。

    在這本書裏,大前記錄了他遊歷世界的見聞,從壯觀的伊瓜蘇瀑布到稀奇的冰島,甚至羅列了十多個「候選」的「臨終之地」。我宅在家中翻閱此書,隨他的筆觸神遊處處,覺得還有許多想體驗的生活,和想去的地方。你也一樣,面對疫症、封城、市道蕭條…生意也許很難做下去,但只要有勇氣「按下重來」,利用這個「無所事事」的機會思考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下一段路也許更風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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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沒有收成期的一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從三方面解釋:世代矛盾、中港矛盾、貧富矛盾。我對「世代矛盾」最有共鳴,那是十餘年前、讀了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後得到的啟發。

    當時我還在傳媒工作,在公在私,都寫過不少與世代矛盾有關的文章,其中部份收錄在我與幾位「第四代香港人」合著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我對互聯網創業的興趣,很大程度也因為受到這種「世代矛盾」思想的啟發:互聯網這個行業,乃上一代香港人極難挑戰年輕人的一環,也是新世代最有機會突圍的出路(典型例子:王維基的HKTV Mall網購業務,搞來搞去仍是互聯網1.0;八十後的林凱源,一出GoGoVan就顛覆了物流業)。

    人年紀一大,就愛話當年,上段文字正是鐵證。好,不講以前,就講此刻。最近我探望一位退休大學教授,她說這段時間大概因為疫症肆虐加上憂慮香港前景,很多舊生找她訴心聲。她越聽越不安。

    「他們大學畢業約十年、三十出頭,通常在政府或大機構工作,擔任中層位置。」教授形容,舊生們看似薪高糧準,但內心十分惶恐。

    「因為他們既無技能又無人脈。」什麼話?難道天子門生、十年大企業的工作經驗,居然不算「技能」嗎?這實在匪夷所思,但也千真萬確。

    因為自千禧年後,社會和科技變化太急劇了!除非是醫生之類為數極少的專業人士,否則十年前大學畢業時所學的書本知識,今時今日要不過時,要不(部份)被科技取代,將來更甚。如果在這十年間,你一心只想在選定的大企業內「步步高陞」,把心思花在如何在辦公室內生存(開會、寫電郵、砌PowerPoint之類),而沒有進一步在知識和人脈上增值自己,那一旦離開這個「超穩定系統」、失業再求職,價值可能比剛畢業的大學生更低(人家即使當個「小編」也比你頭頭是道)。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在上周立法會休會前,再談「收成期」,謂自己年輕時努力建設香港,今時今日應該收成,不忿社會穩定被破壞。他這番話說來理直氣壯,也並非全無道理。但可見對很多人來說,「世代矛盾」的概念就像二維世界的生物無法理解三維空間一樣困難。沈旭暉回應得很快

    首先,「上一代自然有努力過,香港自然也出現了輝煌,但兩者之間的correlation,卻無必然關係…」因此,「只要生逢其時,到了陳健波的年紀,只要不是資質太差,自然都能享有『收成期』。但假如陳健波生於1997年之後,用同樣的方式處世、工作、做『生涯規劃』,難道有可能享受收成期?絕不可能。」

    教授擔心的舊生們,正是那些以「陳健波心態」想在職場上生存的一代。如果早出生三十年,這種心態也許沒太大問題,「收成」乃意料之內;但到今時今日,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劇變,這一代再無「收成期」可言。你今天所擁有的頭銜、薪水、地位,可以隨一間公司的倒閉、甚至一個行業的消失而一去不返。用個視像化的例子,7000呎的辦公室都可以在三天內消失、人人WFH,你期望你的職業可以一成不變、直到收成?

    現實殘酷得可怕。教授力勸舊生們馬上學習新技能,編程也好、數碼營銷也罷,總之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庫,勿落後於時代。她知我是「文人」,只愛寫字、不喜拍片,傳來一條條自己製作的短片叫我馬上學。我一方面唯唯諾諾,另一方面無地自容到極點。一位退休教授都比我更好學不倦、更精於製作訪談短片,我簡直是穴居人了。

    話雖如此,我們這一代還算幸運:如果不幸成為疫症催毀經濟下的犧牲品、丟了工作,破斧沉舟下送外賣尚能維持生計;到送餐機械人全面取代人力的一天,沒一技之長的人將連這個選項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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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4.82」

    疫情關係令大家都用多了網上服務,並習慣給予評分。我卻因此想起《黑鏡》裏,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單元劇Nosedive:

    在主角Lacie身處的時空,很多社交接觸都可互相評分,匯集而成的總分,成為個人所得待遇的指標。Lancie為得到較佳評分以打入更高檔的圈子,事事討好,偏偏卻遇上連串意外,反致評分插水式下跌,結果萬劫不復。

    不少以科技提供平台服務的企業,讓雙方互相評分以促進有效配對,這看似高效、科學、透明,但問題漸漸出現。最關鍵的是,這些科技公司完全依賴數據作出判斷,根本缺乏以人為本的服務文化。我最近收到某服務配對平台一封措詞嚴厲的電郵(stern reminder),告之他們收到一「事故通知」(Incident。這是大機構的語言偽術,即「投訴」吧),致我可被永久停用服務。可惜對有關「事故」詳情,卻以「私隱」為由隻字不提。

    我當天只用了一次服務,是誰匯報發生「事故」,顯而易見。心想向來是個循規蹈矩的好用家,到底哪兒招惹了你?一氣之下,想「反擊」對方,把這次服務的評分打成一分…

    但就在那瞬間,我察覺有些地方不對勁。我生氣,不是因為服務欠佳,而是因為那封電郵的措詞、態度和內容令人不安;我生氣的對象,是發出那樣一封電郵的平台,並非服務提供者啊!如果我只打一分,那服務提供者想必也將收到一封類似的電郵,他也同樣會感到委屈,而且會被威脅遭凍結戶口,那可影響人家生計啊。這個思想掙扎的過程,令我不期然想起Nosedive的劇情。

    評分制度最大的負面影響,是為惡意提供了方便又匿名的出路。人性總有陰暗面,不問情由都可隨意給別人打低分,對方縱感到委屈也無從申訴,令一件小事都可以產生互給低分的惡性循環。像我這次遇到的「事故」,如果該科技公司先告之一方通報的「事故」詳情,再向另一方求證,必要時再以友善的口脗告之建議,效果想必更佳。不過這種具同理心的處理手法成本高,不符科技公司所恃的效益。

    如果評分制度普遍得如Nosedive的劇情,人人為那小數後的兩個位忐忑,深恐分數太低會影響自己得到的各種待遇,那將多可怕。為推遲這一天的來臨,唯有多用不同平台的服務,總之盡量勿讓一個平台獨大。對企業來說,壟斷市場是王道;但對消費者而言,唯有競爭不息,才能確保我們有機會得到較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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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