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Work逼宮事件

    由紐約市蘇豪區的第一所共享工作間開始,Adam Neumann創辦的WeWork就以勢如破竹的姿態不斷「攻城略地」,擴充全球版圖。在2019年準備上市前,面世才短短九年的WeWork,市值竟達470億美元。一般相信,只要Adam Neumann在上市路演時向機構投資者施展魅力,他們也會像「軟銀」的孫正義那樣,以巨款投下信任一票,讓WeWork上市集資成功。但這位曾所向披麾的創辦人,卻在此關鍵一役,遭遇前所未見的滑鐵㿖。

    一切似乎由8月14日、傳媒取得WeWork公開的上市文件開始。首先,這家市值被吹得超大的企業,營運數字並不亮眼:2019年上半年,錄得虧損九億美元;雖然生意額每年以倍數增長,但開支也亦步亦趨,幾乎是賺一元花一元,沒什麼甜頭。不過初創上市時無利可圖可謂「預左」,令投資者不安的,是一些和Adam Neumann有關的相連交易和公司管治問題。

    舉例,他把公司名稱由WeWork改成The We Company,個人再從中收取590萬美元商標許用費,原來他事前以另一公司註冊了We的商標。此外,作為創辦人,Neumann擁有每股20倍的投票權,權重之高,令他幾乎可以獨斷獨裁。更令人咋舌的是,若他在公司管理層的地位發生任何變動,其妻(並非董事局成員)有權任命繼任人。

    這些對私人公司而言可能不算什麼的企業管治,落在機構投資者眼中,簡直光怪陸離。他們不能接受,紛紛要求減價。結果WeWork市值由曾被高盛吹捧的650億美元,一路插水至100億美元。9月16日,WeWork宣佈暫緩上市,並進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著Neumann交回590萬美元商標費、削減其權重至10倍等),以安撫投資者。

    不過傳媒繼續對Neumann緊咬不放。兩日後,《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羅列他的種種怪行,例如在私人飛機上和朋友吸食大麻、聲稱要成為以色列總統,甚至「世界總統」等。六天後,Neumann宣佈卸任WeWork行政總裁,退居非執行主席。

    董事局策動的這場逼宮得以成功,最關鍵的是得到「軟銀」孫正義的背書:軟銀前後投資逾百億美元在WeWork、佔股權近三成,比Neumann本身還多;而且孫正義視Neumann為「馬雲第二」,一直在背後不斷以資金支持他東征西討。但是,傳媒透露軟銀以平均240億美元市值投資WeWork,如果WeWork上市時只值100億美元,軟銀將損失慘重,孫正義再看好Neumann也難「同錢作對」。失去孫正義這後盾,Neumann自知大勢已去,只能黯然退下火線。董事局旋即安排兩位WeWork高層同時擔任行政總裁,並在9月30日宣佈暫緩上市計劃

    一位兼任WeWork董事局成員的投資者,曾將Neumann比喻為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誇獎他年紀輕輕深具遠見。但這位征服世界的君主,卻因為一次放縱暴飲後染上怪疾,不久病逝,帝國亦隨之崩塌。

    不過WeWork和Neumann來日方長,不宜太快蓋棺定論。WeWork由迅速崛起到遭遇上市挫折,反映私人市場和公開市場看待初創價值的巨大分歧,影響深遠。這方面以後有機會再談。

    參考文章:The Fall of WeWork’s Adam Ne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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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從煙花上升到黯然下台

    作為世上最龐大的「獨角獸」之一(市值達470億美元),WeWork正進行的上市計劃忽然出現變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Adam Neumann上週突遭董事局逼宮。

    這家2010年才面世的企業,在創辦人的野心和投資者的金錢驅動下,規模如火箭般直線上升。不足十年間,它的版圖從紐約市僅僅一個共享工作間,極速擴展到全球111個城市的528個地點。Adam Neumann被孫正義視為「馬雲第二」,光是軟銀(Softbank )就在這家初創押下逾百億美元投資。為什麼它竟在上市的關鍵時刻發生劇變?這個曲折的故事,先由創辦人獨特的身世講起。

    40歲的Adam Neumann是以色列人,從小父母離異,他與妹妹一度隨母移居美國,初中時回國,並曾在以色列的「公社」(Kibbutz)中生活過。相信受這經歷影響,使他把「群居」意念注入辦公室中,形成後來由WeWork帶領的全球「共享工作間」熱潮。

    2008年金融海嘯後,紐約地產市道不景,許多辦公室租不出去。當時Neumann因為唸大學的關係,已移居紐約數年,他和合夥人Miguel McKelvey都有在公社生活過的背景,又曾各自創業,志趣相投。他倆游說一座大廈的業主,讓他們把一層空置的辦公室重新裝修、包裝、再分租出去,從差價中賺取利潤。那就是WeWork的前身,Green Desk。這點子在經濟不景下居然很成功,靈活的短期租約切合剛剛興起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深受自由工作者、斜槓族(slash)等歡迎。2010年,二人把Green Desk做得有聲有色,將之賣斷給業主賺到第一桶金後,決定創辦WeWork,大展拳腳。

    兩年後,WeWork擴展到七個據點,市值約一億美元,嶄露頭角。2014年,WeWork在倫敦開拓了第一個美國以外的共享工作間,該年年底,其全球據點增加到23個,市值達50億美元,晉身「獨角獸」之列。當年初創熱潮方興未艾,WeWork正好趕上這班高速列車,成為鎂光燈下的明星。2017年,WeWork遇上「貴人」孫正義,後者一口氣向其注資44億美元,令其市值直逼200億美元,教市場譁然。2018年聖誕前後,軟銀再度向WeWork注資,其市值更達到470億美元高峰。

    瘋狂的資金令企業的生滅周期以十倍速來進行。WeWork今年決定上市,八月傳媒取得公開的上市文件後,從2010年到2018年間如煙花般上升的WeWork,融資形勢卻急轉直下。

    (待續:WeWork逼宮事件

    參考文章:WeWork’s Neumann Steps Down as CEO, With IPO On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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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勢比人強

    這個夏天,比任何一個夏天都漫長。

    做生意的朋友,在中美貿易戰的陰影籠罩下,早就預計這年的營生不容易。但始料不及的是,香港社會運動的衝擊隨六月驕陽而至,猛烈得躲也躲不開。

    上週本地初創最大的一宗新聞,是向酒店提供手機租賃業務的Tink Labs傳出大幅裁員、業務重組的消息。Tink Labs由「九十後」的郭頌賢於2012年創立,在短時間內成功大額融資,獲包括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智康、李開復的創新工場、美圖董事長蔡文勝及日本軟銀(SoftBank)等星級投資者垂青,自稱市值超過10億美元,晉身「獨角獸」之列。

    但饒是這位小郭融資能力再強,也強不過公司燒錢的速度、更強不過逆轉的風投形勢。網媒Fortune Insights引述富智康的年報指,持有Tink Labs的Mang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去年收入1,300多萬美元,但虧損高達1.22億美元,嚴重「洗大左」。

    本來初創出現虧損並不罕見,今年在美國上市的UBER也沒盈利,只要有投資者相信它的前景,願意投錢進來,那表面上什麼事都沒發生,錢接著燒。但如今Tink Labs傳出裁員重組,「音樂椅」活動突告暫停,就證明缺錢了。

    香港初創的投資氣氛比起美國或內地,一向不算熱鬧,所以Tink Labs出現裁員重組的消息,就像什麼新鮮事。若問問熟悉內地風投的人,就知道形勢早就起了變化,因財困而瀕危的初創比比皆是。比如共享單車Ofo,2014年轟轟烈烈地問世,刮起一陣颶風,去年屢傳資不抵債,今年終被銀行凍結公司戶口,創辦人則被禁止高消費與限制出境。在內地做風投的朋友說,上面現在不缺錢,但缺流動性,沒新的投資者投錢進來,舊的投資者套現不了,動彈不得,靠資金流轉撐起的生意,就開始出問題了,Ofo如是,Tink Labs恐怕也如是。應了投資大師巴菲特的名言:退潮時才知誰沒穿泳褲。

    令人悲觀的是不只靠燒錢的初創才出現經營困難,腳踏實地做生意的一樣為勢所迫。比如Ofo破產,它的服務供應商自然有一筆壞帳收不回來,實力夠的硬撐下去,底子薄的隨時成為collateral damage(殃及池魚),死得冤枉。此外,社會出現低氣壓,不少品牌都暫停了線上線下的推廣,相關行業生意受損,又找誰喊冤去?

    我也不想危言聳聽,但眼前形勢比人強,無可奈何,尤其我已「脫離組織U盤化」,對環境的變化更為敏感。近來看有關Stoicism(「斯多葛主義」,源自古希臘的哲學)的書,學習怎樣控制身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逆境自處等,但知易行難。沒法,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如那些受挫的初創,裁員、重組、破產、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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