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活動的優劣

    不久前我回到母校中文大學,為一年一度的「中大創業大賽」擔任決賽主持。

    這活動今年已經舉行到第四屆,是一連兩日「中大創業日」的重點項目,過去一直以傳統形式進行,今年因為疫情,「創業日」與「創業大賽」皆不得不滲入不少虛擬元素。例如「創業日」的公司展覽全部移師網上、面對面的互動被「聊天室」(chatroom)取代;至於「創業大賽」,雖然現場沒有觀眾,但所有參賽者包括我,都要到現場面對鏡頭進行即場錄播(live streaming;如圖),而評判則留在各自的辦公室或家中,以視像形式觀看參賽者的表現並提問。這是個典型的「混合式」(hybrid)節目製作。

    事前我從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對這種活動模式頗不以為然,指是硬生生把一些項目虛擬化,效果不佳。今年以來我已(無奈地)參與了多場類似的活動,這個尖銳的批評給我一個思考的契機。

    首先我認為沒有一種網上交流,可完全取代面對面的互動,因為人天生喜歡有溫度的接觸。但經過一場全球大瘟疫的洗禮後,我相信無論對策劃人或參加者而言,「會議加展覽」之類的活動,都將無法回到的傳統模式上去。

    對策劃人來說,舉行一場虛擬活動或混合式活動所費的功夫,肯定比現場活動複雜多倍。以我參加的「中大創業大賽」為例,因為評判和參賽者身處的空間不同,為使觀眾看得流暢,必須有技術人員,令出街的兩組鏡頭無縫地交接(若現場有遠鏡和近鏡的話,那要交接的鏡頭就更多),這已是近乎電視節目製作的要求了。我參加過的另一場混合式活動,短短不到一小時的五人小組討論,負責錄攝與控制鏡頭的工作人員多達七人,可想而知對技術要求之高。除此之外,虛擬或混合式活動的時間掌握必須更精準、事前需要錄製短片或簡介等,令準備功夫大增。對許多傳統的活動製作公司來說,這已是不容易跨過去的門檻。

    但它也有好處:由於沒有空間限制,講者或活動若有吸引力,策劃人可以售賣更多門票,甚至把票賣到其他地區去,增加收入。此外,它可供出售的廣告空間或形式也更多。

    對參加者而言,一如「遙距辦公」,虛擬活動大大減輕到現場參加活動的舟車勞頓,節省交通費和時間,而且向演講者提問也更方便,只要鍵入問題就可以了,不必在現場眾目睽睽下發言。今年以來我已參加過多場不同種類的視像活動,覺得它幾乎可完全取代傳統的演講會。但也一如「遙距辦公」,暫時我看不到任何形式的網上聊天室功能,可以取代茶水間的閒聊,或瀏覽參展攤位的互動。不少正在遙距辦公的的大機構員工,心思思想回辦公室工作,原因就是渴望更多真實的社交接觸。

    我相信未來的「會議加展覽」活動策劃,將為「現場」和「網上」觀眾提供兩種不同的體驗。首先演講會將無可避免地必須提供直播或視像錄播,方便已經習慣了視像會議、不想親臨現場的觀眾;但展覽會或交流之類的互動,若疫情受控、無社交距離限制,反而可以成為吸引參與者到現場的誘因,因為沒有一種網上功能可以模擬出這種即興的交流,策劃人亦可避免被批評勉強把不適當的項目虛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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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率先見報

  • 想做的事就去做

    疫情持續,商人們盼了好久才出現的市面榮景,一瞬即逝。在大機構上班的僱員還好,只要企業沒裁員計劃,職位與薪酬也許保得住,還能再嚐WFH的好處;但自僱與做小生意的就沒那麼幸運了,即使還撐得下去,但市道疲弱、生意難做,實在一籌莫展。

    對那些暫無生活壓力,卻因「社交距離」而望天打卦的朋友來說,反正無事可為,不如趁這空檔,思考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這是受到大前研一的舊書《想做的事就去做!》所啟發。

    出版這本書的時候(2001年),大前58歲,已從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鍚退休,並曾參加東京都知事選舉但落敗。然而他沒有閒起來,爽快告別上一個階段後,繼續帶著旺盛的好奇心和對生命的熱情積極生活。有一段時間,他聆聽超過1600名上班族的諮詢,發現日本許多卅多至五十歲的人十分迷失,既無向上的動力,又欠缺自信,卻為了還房貸之類的生活所需,無可奈何繼續工作,像行屍走肉般只想「捱」到退休,然後才做想做的事。

    大前警愓這些人,世上沒有「以後」才做的事,想做的事要立即行動,因為「現在覺得快樂的事,上了年紀以後不一定覺得快樂」。他舉了SONY創辦人盛田昭夫的故事做例子:

    當年大前曾和盛田昭夫約好,次年三月去奧地利的超豪華酒店Hotel Almhof Schneider渡假,到那「最棒的地方滑雪」。預約辦好了,大前十分期待,但盛田卻在出發前改變計劃,說要代表日本一個商會出訪意大利,「以後再去吧」。大前認為那個訪問團根本是可有可無的應酬,不值得為之取消滑雪之旅,但更遺憾的是,盛田不久打網球後昏倒、接著去世,沒機會「以後再去」了。

    類似的人生遺憾還有很多,你可能從朋友家人口中聽過,如果你躬身自省,相信也有不少。大前勸人以此為鑑,一定要順從自己的熱情,有想做的事時,再忙碌也要做。他又寫道,決定做要做的事,即使受挫也不後悔:「每當我遇到死路,總是像按掉電腦的AC鍵一樣,一鼓作氣清除一切,重新起步。」他認為只要每次重來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即使走了彎路也無憾。

    在這本書裏,大前記錄了他遊歷世界的見聞,從壯觀的伊瓜蘇瀑布到稀奇的冰島,甚至羅列了十多個「候選」的「臨終之地」。我宅在家中翻閱此書,隨他的筆觸神遊處處,覺得還有許多想體驗的生活,和想去的地方。你也一樣,面對疫症、封城、市道蕭條…生意也許很難做下去,但只要有勇氣「按下重來」,利用這個「無所事事」的機會思考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下一段路也許更風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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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沒有收成期的一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從三方面解釋:世代矛盾、中港矛盾、貧富矛盾。我對「世代矛盾」最有共鳴,那是十餘年前、讀了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後得到的啟發。

    當時我還在傳媒工作,在公在私,都寫過不少與世代矛盾有關的文章,其中部份收錄在我與幾位「第四代香港人」合著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我對互聯網創業的興趣,很大程度也因為受到這種「世代矛盾」思想的啟發:互聯網這個行業,乃上一代香港人極難挑戰年輕人的一環,也是新世代最有機會突圍的出路(典型例子:王維基的HKTV Mall網購業務,搞來搞去仍是互聯網1.0;八十後的林凱源,一出GoGoVan就顛覆了物流業)。

    人年紀一大,就愛話當年,上段文字正是鐵證。好,不講以前,就講此刻。最近我探望一位退休大學教授,她說這段時間大概因為疫症肆虐加上憂慮香港前景,很多舊生找她訴心聲。她越聽越不安。

    「他們大學畢業約十年、三十出頭,通常在政府或大機構工作,擔任中層位置。」教授形容,舊生們看似薪高糧準,但內心十分惶恐。

    「因為他們既無技能又無人脈。」什麼話?難道天子門生、十年大企業的工作經驗,居然不算「技能」嗎?這實在匪夷所思,但也千真萬確。

    因為自千禧年後,社會和科技變化太急劇了!除非是醫生之類為數極少的專業人士,否則十年前大學畢業時所學的書本知識,今時今日要不過時,要不(部份)被科技取代,將來更甚。如果在這十年間,你一心只想在選定的大企業內「步步高陞」,把心思花在如何在辦公室內生存(開會、寫電郵、砌PowerPoint之類),而沒有進一步在知識和人脈上增值自己,那一旦離開這個「超穩定系統」、失業再求職,價值可能比剛畢業的大學生更低(人家即使當個「小編」也比你頭頭是道)。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在上周立法會休會前,再談「收成期」,謂自己年輕時努力建設香港,今時今日應該收成,不忿社會穩定被破壞。他這番話說來理直氣壯,也並非全無道理。但可見對很多人來說,「世代矛盾」的概念就像二維世界的生物無法理解三維空間一樣困難。沈旭暉回應得很快

    首先,「上一代自然有努力過,香港自然也出現了輝煌,但兩者之間的correlation,卻無必然關係…」因此,「只要生逢其時,到了陳健波的年紀,只要不是資質太差,自然都能享有『收成期』。但假如陳健波生於1997年之後,用同樣的方式處世、工作、做『生涯規劃』,難道有可能享受收成期?絕不可能。」

    教授擔心的舊生們,正是那些以「陳健波心態」想在職場上生存的一代。如果早出生三十年,這種心態也許沒太大問題,「收成」乃意料之內;但到今時今日,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劇變,這一代再無「收成期」可言。你今天所擁有的頭銜、薪水、地位,可以隨一間公司的倒閉、甚至一個行業的消失而一去不返。用個視像化的例子,7000呎的辦公室都可以在三天內消失、人人WFH,你期望你的職業可以一成不變、直到收成?

    現實殘酷得可怕。教授力勸舊生們馬上學習新技能,編程也好、數碼營銷也罷,總之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庫,勿落後於時代。她知我是「文人」,只愛寫字、不喜拍片,傳來一條條自己製作的短片叫我馬上學。我一方面唯唯諾諾,另一方面無地自容到極點。一位退休教授都比我更好學不倦、更精於製作訪談短片,我簡直是穴居人了。

    話雖如此,我們這一代還算幸運:如果不幸成為疫症催毀經濟下的犧牲品、丟了工作,破斧沉舟下送外賣尚能維持生計;到送餐機械人全面取代人力的一天,沒一技之長的人將連這個選項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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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