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收成期的一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從三方面解釋:世代矛盾、中港矛盾、貧富矛盾。我對「世代矛盾」最有共鳴,那是十餘年前、讀了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後得到的啟發。

    當時我還在傳媒工作,在公在私,都寫過不少與世代矛盾有關的文章,其中部份收錄在我與幾位「第四代香港人」合著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我對互聯網創業的興趣,很大程度也因為受到這種「世代矛盾」思想的啟發:互聯網這個行業,乃上一代香港人極難挑戰年輕人的一環,也是新世代最有機會突圍的出路(典型例子:王維基的HKTV Mall網購業務,搞來搞去仍是互聯網1.0;八十後的林凱源,一出GoGoVan就顛覆了物流業)。

    人年紀一大,就愛話當年,上段文字正是鐵證。好,不講以前,就講此刻。最近我探望一位退休大學教授,她說這段時間大概因為疫症肆虐加上憂慮香港前景,很多舊生找她訴心聲。她越聽越不安。

    「他們大學畢業約十年、三十出頭,通常在政府或大機構工作,擔任中層位置。」教授形容,舊生們看似薪高糧準,但內心十分惶恐。

    「因為他們既無技能又無人脈。」什麼話?難道天子門生、十年大企業的工作經驗,居然不算「技能」嗎?這實在匪夷所思,但也千真萬確。

    因為自千禧年後,社會和科技變化太急劇了!除非是醫生之類為數極少的專業人士,否則十年前大學畢業時所學的書本知識,今時今日要不過時,要不(部份)被科技取代,將來更甚。如果在這十年間,你一心只想在選定的大企業內「步步高陞」,把心思花在如何在辦公室內生存(開會、寫電郵、砌PowerPoint之類),而沒有進一步在知識和人脈上增值自己,那一旦離開這個「超穩定系統」、失業再求職,價值可能比剛畢業的大學生更低(人家即使當個「小編」也比你頭頭是道)。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在上周立法會休會前,再談「收成期」,謂自己年輕時努力建設香港,今時今日應該收成,不忿社會穩定被破壞。他這番話說來理直氣壯,也並非全無道理。但可見對很多人來說,「世代矛盾」的概念就像二維世界的生物無法理解三維空間一樣困難。沈旭暉回應得很快

    首先,「上一代自然有努力過,香港自然也出現了輝煌,但兩者之間的correlation,卻無必然關係…」因此,「只要生逢其時,到了陳健波的年紀,只要不是資質太差,自然都能享有『收成期』。但假如陳健波生於1997年之後,用同樣的方式處世、工作、做『生涯規劃』,難道有可能享受收成期?絕不可能。」

    教授擔心的舊生們,正是那些以「陳健波心態」想在職場上生存的一代。如果早出生三十年,這種心態也許沒太大問題,「收成」乃意料之內;但到今時今日,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劇變,這一代再無「收成期」可言。你今天所擁有的頭銜、薪水、地位,可以隨一間公司的倒閉、甚至一個行業的消失而一去不返。用個視像化的例子,7000呎的辦公室都可以在三天內消失、人人WFH,你期望你的職業可以一成不變、直到收成?

    現實殘酷得可怕。教授力勸舊生們馬上學習新技能,編程也好、數碼營銷也罷,總之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庫,勿落後於時代。她知我是「文人」,只愛寫字、不喜拍片,傳來一條條自己製作的短片叫我馬上學。我一方面唯唯諾諾,另一方面無地自容到極點。一位退休教授都比我更好學不倦、更精於製作訪談短片,我簡直是穴居人了。

    話雖如此,我們這一代還算幸運:如果不幸成為疫症催毀經濟下的犧牲品、丟了工作,破斧沉舟下送外賣尚能維持生計;到送餐機械人全面取代人力的一天,沒一技之長的人將連這個選項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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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聊才創業

    市面才活躍幾天,疫症又捲土重來。上班一族固然擔心凍薪、減薪甚至職位不保,自僱或做小本生意的人更憂心忡忡,市道已經淡靜這麼久,實在不知能否捱下去…但我有個朋友是例外。

    先旨聲明,這朋友是所謂的「已上岸」人士,所以他的經歷絕對是例外。朋友才四十出頭,從小就知道自己不是打工的材料,一直找機會做生意。他年輕時闖入一個傳統行業,發現加入這行業的門檻很高,但只要站得住腳,業務極之穩定,故選定了這行。一開始創業時極辛苦,但他咬緊牙關把生意做下來,總算紮了根。

    才卅歲左右,朋友已摸熟做這生意的竅門,不必付出太多時間,每月就有頗穩定的回報。他又把賺來的錢投資物業,以資產製造被動收入,一步步踏上致富之路。自投資有道後,他幾乎每個月都和太太出門旅遊,既享受人生,也順道投資海外物業,真逍遙快活(教我想起「商品大王」Jim Rogers)。

    終於遇上大瘟疫,什麼地方都去不了,更「糟糕」的是生活實在太無聊:不像大多數做生意的人,他的業務沒燃眉之急,全無逼切的問題要解決,教他日日望天打卦。過去一感到無聊,他就往外跑,每到一個新地方,不管遊樂或考察,都能燃起他熊熊的好奇心,如今坐困家中,實在悶透頂了。

    在這段悶得發慌的日子裏,他天天審視自己的生意和投資,竟被他發現一個市場未解決的問題。若換在正常的日子,他生活無憂,根本沒動力著手解決問題;但現在反正無事可做,何不就這個自己感興趣的題目,下一番功夫?一旦動了這念頭,生活出現目標,不再無聊起來,還吸引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一個小團隊就這樣成立了。

    朋友向我講述他的主意,我聽罷覺得很有意思,不止有市場潛力,而且很適合他,因他既熟行又有興趣,有別人無法取代的優勢。「暫時看來唯一的風險,」我笑笑望著朋友說,「是疫症過去、你忙於耍樂,沒心思做下去而已。」他猛點頭表示同意,「對啊,只好全靠團隊鞭策我努力了。」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朋友「無聊才創業」的情況是例外,因為大部份人根本沒這樣的奢侈。但他有一點值得大家學習,就是肯在百無聊賴下努力審視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發掘未解決的問題、叩問自己最想做的事。試試看,也許現在的生意做不下去,你卻找到新的發奮動力。

    相關舊文:轉守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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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fb說不?

    向fb說不的並非你或我等一般用戶,而是手握鉅資的廣告客戶包括聯合利華(Unilever)、可口可樂、星巴克、美國電訊商Verizon等。他們回應美國一些人權組織的號召,加入杯葛行動,在七月起減少甚至停止在fb上投放廣告。

    事件緣起自美國黑人George Floyd因警察致死的連漪效應,民間認為fb沒好好管理平台上的仇恨言論和假新聞,遂發起杯葛行動,在得到上述一些大品牌支持下,聲勢漸見浩大,並令fb股價應聲下挫,終於引起Mark Zuckerberg重視,並回應將標籤選舉帖文云云。在這場「抽廣告」風波中,誰是輸家贏家?

    首先,加入杯葛行動的廣告商先贏一著。疫情持續下市道疲弱,各大廣告商本來就頭痛如何節衣縮食渡過嚴寒,杯葛行動來得正是時候,他們現在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堂而皇之地宣佈縮減廣告支出,裏子面子都賺了。

    那是否代表fb成了輸家?卻又未必。原因是這些廣告商雖然財雄勢大,但他們對fb的收入貢獻,遠沒我們想像中多。以fb去年收入為例,包括聯合利華在內的「fb百大廣告商」加總,只佔其廣告收入少於20%。細心分析fb的收入來源(廣告佔99%),就會發現它是「長尾效應」的完美示範,平台上有高達800萬個廣告商,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它們才是fb的真正米飯班主,並為fb在這場與廣告商的對疊中築起了護城河。從這個角度看,fb在收入上未必有太大損失,但因與政治正確的品牌對立,聲譽和品牌卻難免受創,不利吸引人才。fb的裏子沒丟,但輸了面子。

    最有趣的是其他數碼廣告平台對此杯葛事件的反應,它們如何借此「賣廣告」,拉攏大品牌的垂青?資訊科技網站The Information,是我留意到其中一個反應最突出的一員。其創辦人Jessica Lessin把握機會宣傳,呼籲廣告商在有信譽的新聞平台上賣廣告,以免被形像欠佳的fb「拖累」,真是太聰明了!做傳媒出身的Jessica Lessin果然深明廣告和公關之別,廣告的好處是容易量化(買多少廣告得到多少lead),但不管付出多少廣告費,都買不到商譽;公關的即時效果不明顯,但若運用得宜,卻可叨借平台的光環,為品牌增值。The Information之類的新聞平台一向努力經營面子,現在也想充實裏子了。

    如此看來,在這場fb與品牌的攻堅中,最大的輸家可能是成千上萬未必認同fb理念、卻無法與之割𥱊的中小微企。它們的收入往往和投放在fb上的廣告支出掛鈎,不得不持續向fb課金以拓展客戶來源。可是若fb的商譽持續受損、甚至被用戶離棄,這些在fb上賣廣告的小商家們終將會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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