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開始，香港要求所有由內地入境人士進行14天強制檢疫，包括在家中或指定地點作自我隔離，以減低「新冠肺炎」的社區傳播。被問及如何監察有關人士時，高官回應曰自律、上門突擊檢查、 以WhatsApp分享行蹤等等。
沒想到口口聲聲說要發展智慧城市的香港，在社區防疫上，幾乎和廿一世紀的尖端科技沾不上邊。比較而言，正大力發展人工智能、人臉識別、大數據等科技的中國內地，正利用抗疫此契機，加快它們的應用。可以預計這將對病源的追縱和傳播途徑監控更為有效，但它所造成的個人私隱後患，亦更深遠。
在抗疫方面，目前內地有一大武器，教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瞠乎其後：大數據。首先，國家對近乎所有主要電訊商、航空公司、鐵路營運商等有控制權，能獲取海量的人口移動數據作分析。此外，民眾由高鐵購票到申請電話卡，都需要作實名登記，只要電訊商提交某一手提電話號碼發出的訊號，某人的行蹤就無可遁形。
這在防疫尤其作病源追縱（contact tracing）上有極大好處。在香港，當某人被確診為患者後，醫護只能透過訪談，讓患者回憶自己14日內曾到訪的地方和接觸過的人，追縱有可能被感染的人作檢疫。不管患者是否合作，記憶並不靠譜，遺漏和錯誤的機會很高，令防疫工作事半功倍。
但內地的做法可以極高效。假設某人從武漢乘高鐵到廣州後被確認為病毒傳播者，有關當局透過電訊商提供的數據，一方面可把他曾到過的地方一一羅列而出，同時跟據高鐵營運者的資料，通知和患者乘坐同一班次、甚至同一車廂的乘客進行檢疫。若患者確診後沒有自我隔離而外出，只要配合人臉識別，要把他從人海中區別出來也不難。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可以把這些資料都公開到社交媒體上，原意是讓曾與患者並處的人提防，但後果卻有可能令患者受到不必要的滋擾。
根據《華爾街郵報》報導，重慶某區利用這些數據，成功把5,500名農曆新年期間由湖北回鄉的人識別出來，並安排其中約一半人作家居隔離；在浙江，一名患者否認曾在武漢與任何人接觸，但當局借助數據分析，發現他在當地曾與三人接觸過。
目前當局正以舉國之力抗疫，治亂世用重典，只要能把疫情控制下來，人民對個人資料的提供不大抗拒。當危機過去，國家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將更進一步，這是不能逆轉的。一旦這套監控手段用在太平盛世，那是怎樣一番光景？如何保証不被濫用？到時人們恐怕無法擺脫自由和安全的兩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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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簡版率先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