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亂世領袖vs盛世領袖

    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歷時兩個多月後,終在稍作放鬆,市道漸見起色,那些一直在苦苦支撐的生意人,能否極泰來嗎?

    記得疫情高峰時聽電台新聞訪問一位時裝店的老闆娘,她說自第五波疫症爆發以來,小店每天只有一兩個顧客,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她丈夫有長期病患無法工作,積蓄又快將用盡,東山再起的機會微乎其微。她語氣急促中帶著憤怒,那個訪問,如絕境中最後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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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替她難過。如果在太平盛世,生活如常,她可以自食其力,藉一門小生意維持全家的生計。但逆境無情地啟動了市場的淘弱留強機制,只能在順境中生存的,絕望地被殲滅。

    從事科技創業的,都聽過「盛世領袖」(Peacetime CEO)和「亂世領袖」(Wartime CEO)這兩個詞,它們又被矽谷名人、風投a16z的Ben Horowitz發掦光大。譬如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在面臨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引起的泄密、散佈假新聞等指控後,就從Ben Horowitz的書中得到領悟,以Wartime CEO自居,決心重整旗鼓,撥亂反正,望帶領公司一洗順境中累積下來的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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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能同時在盛世與亂世中擔當好領袖的,為數甚少;有些亂世領袖就是過不了好日子。譬如我遇過一種生意人,面對逆境時鬥志高昂、遇強越強、不認輸,再大的困難都阻不了他繼續向前推進,對手或競爭變成他最好的戰友,讓他發揮出最好的自己。但當公司一步步上了正軌後,他卻像泄氣的皮球般完全失去動力,怠慢、因循、迷失、工作時間不見影踪…教同事們無所適從,那個英明的領導怎麼忽然變了另一個人?同樣地,大部份盛世領袖懂管理、有章法,卻在亂世中一籌莫展,無法從生死存亡中反應過來。

    話雖如此,不論教科書或現實,亂世領袖始終是少數。以香港為例,自八十年代經濟起飛以來,培養的大部份是盛世領袖和行政人員。他們讀書成績佳、溝通能力高、做事有規有矩,在盛世的獎勵制度中按部就班步步高陞。可惜這種人處身亂世時,卻會成為糟糕的領袖,因為經歷的全是順境,自己一直都是正確的,怎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看香港早前抗疫政策的一團糟,就知亂世領袖多麼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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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疫下初創兩極化

    久未聯絡的朋友難得碰面,好奇問道:疫症持續下,你所認識的初創,業務表現是否兩極化?

    的確是。我所認識的初創以從事科技業務的為主,表面上看都能受惠「疫下新常態」,但當中的輸家與贏家,卻也有天淵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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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最好的,是那些「網上原生」的初創,比如做網購、線上教育、還有從事金融科技(Fintech)的。這些初創的特點是它們從一開始就以線上模式經營,全無「轉型」之痛,在「適者生存」原則下,它們是表現得最好的。

    像我認識一家做線上英語補習的,去年九月才正式營運,開業不久就遇上疫症來襲。這類初創的主要競爭對手,是那些就近住宅區的小型補習社,家長們都很習慣讓小孩一放學就到補習社去。朋友本來預計要令市場適應線上補習,得花上好一段時間,但疫症突然爆發,傳統的小型補習社根本適應不了線上模式,只能暫停營業,但以線上補習做定位的初創,卻盡得天時地利,反而增長迅速。

    朋友告訴我,他的初創每季營業額都比上一季增加百分之五十,在學校停課的那一季,增幅最勁,達百分之七十。疫症把線上教育的普及速度提升了許多,這家初創今年不但超越其預期中的增長,而且更把業務擴展到海外去。

    另一類初創從事的並非「網上原生」業務,他們的表現未必及得上前述的那麼好,卻全賴CEO夠決斷、轉型快而得以生存下來。有一家做活動籌劃的公司,業務十分傳統沒什麼科技元素,還因為「社交距離」措施令生意大受打擊。CEO眼見再這樣下去就坐以待斃了,便當機立斷大力向客戶們推廣「虛擬活動」,更不惜自掏腰包搞幾場網上展覽以作招徠。大部份傳統活動籌劃公司對承辦虛擬活動十分抗拒,因為他們既缺經驗又缺技能,只能心存僥倖,一廂情願祈求疫症早日消失;但我這位轉守為攻的朋友卻成功把公司的定位扭轉過來,憑「別人不做我做」的網上活動,總算穩住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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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原生的得天獨厚、轉型成功的穩住江山,這樣說來,不似零售餐飲旅遊等受疫情正面吹襲的行業,科技初創應該沒什麼輸家了吧?非也。初創的真正輸家,並非那些閉門造車彷彿不吃不喝不睡的年輕團隊—事實上他們如此節儉、嚴控開支,已經具備捱過經濟嚴冬的必要條件—最首當其衝的,是那些未有盈利、卻全靠融資追求市場份額的初創,當中有的曾被喻為明日之星、有的曾花上巨額大肆推廣。由於業務未達「自給自足」要求,一旦資金鏈斷裂、投資者勒緊荷包不再融資,這些初創只能以裁員、減薪、退租等手段精簡開支,望疫情快快過去好讓他們重新「跑數」(向投資者融資)。不過,投資者是何等精明和看風駛𢃇的人,越孤注一擲的項目,越乏人問津。

    每次經濟深度調整,都是企業冼牌的機會。待疫症過去,我們就知誰是最後贏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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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集體IQ低落症

    最近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大反彈,一天內錄得61宗本地確診個案(22日),政府不敢掉以輕心,迅速在同日宣佈應對措施,其中之一是為鼓勵市民進行檢測,向本地感染確診的市民提供5000元津貼

    一位初創企業家聞訊感到怒不可遏,忍不住在群組中發炮,說這不但浪費納稅人金錢、加劇政府財赤、無助抗疫,更糟糕的是,它可能為染疾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一些生活逼人的市民「鋌而走險」尋求感染,以獲取5000元津貼。他認為這措施簡直愚不可及。

    朋友對高官們的批評,令我想起十年前(2009年12月底出版)看過大前研一寫的一本書叫《低IQ時代》,所講的「如果只看個人,(…)IQ的確很高,(…),但是集合許多個人成為一個團體後,IQ就明顯降低」之現象。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考上政務官(AO)一點也不容易,學業成績必須非常優秀;而現任高官之中,特首林鄭月娥向有「好打得」外號、局長羅致光擁有達資優程度的智商(IQ160)…這都不算新聞了,為什麼把許多個聰明人集合起來後,沒有產生1+1大於2的效果令施政更有效,反而每每推出令人費解的政策?

    我想像高官們集體討論出「確診可獲5000元津貼」措施的背景,那就是沒有人敢逆民意主張推行強制檢測,大家就像迴避黑洞吞噬那樣,小心奕奕地不提出與之接近的做法;加上每個政策局都不想有機會孭鑊,結果在各自盤算、右支右絀下達成這個具「創意」的措施。高官們或出於好意,擔心基層若不幸染疫會手停口停,所以用5000元津貼略表心意;但能確保它不會成為基層「搵命搏」的誘因嗎?另一問題是,正在擴大的「跳舞群組」中,恰恰有不少是富人,如退休醫生之類,他們若一旦確診,便穩袋「津貼」$5000。對這種「無差別」的津貼, 不知高官們討論時可有考慮過市民觀感如何?這有助抗疫嗎?

    回到《低IQ時代》一書。在大前眼中,並不是所有官僚都會出現「集體智慧低落」的,比如新加坡就展現了非凡的集體高智慧,這歸功於其強勢的領導和優秀的教育政策(大前如此形容新加坡:「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個人能力確實不怎麼樣,但是國家的集體IQ卻是出類拔萃的。新加坡發展的模式是少數菁英在前面拉著國家往前走,國民則踏穩腳步緊跟在後頭。」)。此外,同樣為組織,私人企業尤其初創,就比官僚少出現「集體智慧低落」,因為市場競爭太激烈,組織的每個決定都必須準確、每個錯誤都必須得到及時糾正,無法容認「集體低IQ」,否則一定會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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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前以十餘萬字縷述「低IQ時代」的前因後果,值得有興趣的朋友細讀。我認為本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訊息,是他提出個人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擺脫社會的集體智慧衰落。大前說,要令自己成為「勝利組」,必須有三大兵器:英語能力、IT知識、金融素養。而且你還得拒絕思考懶惰,並時刻保持危機感

    大前說,「即使國家衰退了,個人還是有無數的方法可以讓自己不跟着衰退。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依賴國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真符合香港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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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