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煙花上升到黯然下台

    作為世上最龐大的「獨角獸」之一(市值達470億美元),WeWork正進行的上市計劃忽然出現變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Adam Neumann上週突遭董事局逼宮。

    這家2010年才面世的企業,在創辦人的野心和投資者的金錢驅動下,規模如火箭般直線上升。不足十年間,它的版圖從紐約市僅僅一個共享工作間,極速擴展到全球111個城市的528個地點。Adam Neumann被孫正義視為「馬雲第二」,光是軟銀(Softbank )就在這家初創押下逾百億美元投資。為什麼它竟在上市的關鍵時刻發生劇變?這個曲折的故事,先由創辦人獨特的身世講起。

    40歲的Adam Neumann是以色列人,從小父母離異,他與妹妹一度隨母移居美國,初中時回國,並曾在以色列的「公社」(Kibbutz)中生活過。相信受這經歷影響,使他把「群居」意念注入辦公室中,形成後來由WeWork帶領的全球「共享工作間」熱潮。

    2008年金融海嘯後,紐約地產市道不景,許多辦公室租不出去。當時Neumann因為唸大學的關係,已移居紐約數年,他和合夥人Miguel McKelvey都有在公社生活過的背景,又曾各自創業,志趣相投。他倆游說一座大廈的業主,讓他們把一層空置的辦公室重新裝修、包裝、再分租出去,從差價中賺取利潤。那就是WeWork的前身,Green Desk。這點子在經濟不景下居然很成功,靈活的短期租約切合剛剛興起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深受自由工作者、斜槓族(slash)等歡迎。2010年,二人把Green Desk做得有聲有色,將之賣斷給業主賺到第一桶金後,決定創辦WeWork,大展拳腳。

    兩年後,WeWork擴展到七個據點,市值約一億美元,嶄露頭角。2014年,WeWork在倫敦開拓了第一個美國以外的共享工作間,該年年底,其全球據點增加到23個,市值達50億美元,晉身「獨角獸」之列。當年初創熱潮方興未艾,WeWork正好趕上這班高速列車,成為鎂光燈下的明星。2017年,WeWork遇上「貴人」孫正義,後者一口氣向其注資44億美元,令其市值直逼200億美元,教市場譁然。2018年聖誕前後,軟銀再度向WeWork注資,其市值更達到470億美元高峰。

    瘋狂的資金令企業的生滅周期以十倍速來進行。WeWork今年決定上市,八月傳媒取得公開的上市文件後,從2010年到2018年間如煙花般上升的WeWork,融資形勢卻急轉直下。

    (待續:WeWork逼宮事件

    參考文章:WeWork’s Neumann Steps Down as CEO, With IPO On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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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形勢比人強

    這個夏天,比任何一個夏天都漫長。

    做生意的朋友,在中美貿易戰的陰影籠罩下,早就預計這年的營生不容易。但始料不及的是,香港社會運動的衝擊隨六月驕陽而至,猛烈得躲也躲不開。

    上週本地初創最大的一宗新聞,是向酒店提供手機租賃業務的Tink Labs傳出大幅裁員、業務重組的消息。Tink Labs由「九十後」的郭頌賢於2012年創立,在短時間內成功大額融資,獲包括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智康、李開復的創新工場、美圖董事長蔡文勝及日本軟銀(SoftBank)等星級投資者垂青,自稱市值超過10億美元,晉身「獨角獸」之列。

    但饒是這位小郭融資能力再強,也強不過公司燒錢的速度、更強不過逆轉的風投形勢。網媒Fortune Insights引述富智康的年報指,持有Tink Labs的Mang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去年收入1,300多萬美元,但虧損高達1.22億美元,嚴重「洗大左」。

    本來初創出現虧損並不罕見,今年在美國上市的UBER也沒盈利,只要有投資者相信它的前景,願意投錢進來,那表面上什麼事都沒發生,錢接著燒。但如今Tink Labs傳出裁員重組,「音樂椅」活動突告暫停,就證明缺錢了。

    香港初創的投資氣氛比起美國或內地,一向不算熱鬧,所以Tink Labs出現裁員重組的消息,就像什麼新鮮事。若問問熟悉內地風投的人,就知道形勢早就起了變化,因財困而瀕危的初創比比皆是。比如共享單車Ofo,2014年轟轟烈烈地問世,刮起一陣颶風,去年屢傳資不抵債,今年終被銀行凍結公司戶口,創辦人則被禁止高消費與限制出境。在內地做風投的朋友說,上面現在不缺錢,但缺流動性,沒新的投資者投錢進來,舊的投資者套現不了,動彈不得,靠資金流轉撐起的生意,就開始出問題了,Ofo如是,Tink Labs恐怕也如是。應了投資大師巴菲特的名言:退潮時才知誰沒穿泳褲。

    令人悲觀的是不只靠燒錢的初創才出現經營困難,腳踏實地做生意的一樣為勢所迫。比如Ofo破產,它的服務供應商自然有一筆壞帳收不回來,實力夠的硬撐下去,底子薄的隨時成為collateral damage(殃及池魚),死得冤枉。此外,社會出現低氣壓,不少品牌都暫停了線上線下的推廣,相關行業生意受損,又找誰喊冤去?

    我也不想危言聳聽,但眼前形勢比人強,無可奈何,尤其我已「脫離組織U盤化」,對環境的變化更為敏感。近來看有關Stoicism(「斯多葛主義」,源自古希臘的哲學)的書,學習怎樣控制身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逆境自處等,但知易行難。沒法,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如那些受挫的初創,裁員、重組、破產、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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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多」關公事件

    兩週前,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規模遊行正進行得沸沸揚揚,初創「士多」Ztore卻在這節骨眼上鬧了一場公關災難,致其臉書專頁的粉絲數目FB Page Like在短短一兩天內急跌近35,000,至230,000左右(見下圖)。我這段時間剛好外遊,未及即時分析,不過慢有慢的好處,待塵埃落定再檢視,看還有多少公關經驗值得一書。

    士多Ztore專頁粉絲數目變化。Fanpage Karma截圖

    「士多」三位創辦人之一凌俊傑(Clarence Ling)6月12號晚上11:20在自己的臉書平台上發表了一段撐修例的言論,指「修例,其實係冇問題嘅」。不久原帖被截圖並轉載至討論區和其他臉書平台,在反修例的背景下如火乘風勢迅速蔓延。網民紛到「士多」專頁留言抗議,同時其粉絲數目不斷下跌。6月14號早上七時,「士多」以「你老闆,我唔同意喎」出帖回應,卻招致更大反彈(見下圖),「比嬲」者眾。十天過去,「士多」再無新帖,風波暫歇。

    「士多」最近兩則臉書專頁帖子的互動數據。Fanpage Karma截圖

    我認為「士多」惹來的這場公關風波,有三大致命傷:

    1. 低估影響力。「士多」的曝光率雖不及競爭對手「HKTV Mall」及其創辦人王維基,但品牌自2015年起經營至今,已累積一定知名度,創辦人亦接受過傳媒訪問,屬半個公眾人物,其一言一行具新聞價值,並非nobody。只要小有名氣,就比常人有更大的影響力,但「出事」者往往一時不察,缺乏這份自覺。
    2. 誤判形勢。在新聞學裏,「時效性」是新聞價值的重要指標之一。如果時勢配合,比如說當中美貿易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那再小規模的企業都有機會成為反映貿戰影響的新聞案例,反之則扭盡六壬亦未必引起記者關注。「士多」在反修例進行得最白熱化時「自爆」,當然一石激起千重浪。
    3. 錯過黃金時機。解決公關危機貴乎快,傳統公關有所謂回應危機的「黃金24小時」,社交平台的黃金時間更短至僅幾小時。「你老闆」帖子本身做得頗聰明,有心思有計算,可惜在危機發酵了整整兩個晚上後才出現,其時一面倒的批評已然形成,難力挽狂瀾,反而成為新的燃料。

    這場危機怎麼拆?難拆。品牌形像也有balance sheet(損益表),若平時有「儲蓄」習慣,一旦出現「虧損」,本錢厚的可以捱過去,伺機東山再起。如年多前我曾和一家市值很大的初創合作,他們也在臉書專頁平白惹了一場風波,但團隊在危機剛萌芽時有所察覺,迅速動員支持者自發留言,結果幾小時之內成功扳回局面,揑一把汗。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士多」情況則剛好相反,平日以「本土」形像作招徠,吸引了一批支持者,但這次創辦人卻被人覺得言行不一,難免教一些支持者感到受騙、繼而倒戈。

    另一招是不拆,沉住氣捱埋佢。若有一天「士多」慶祝成立100週年,那今天這場小風波,又何足掛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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