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誰領風騷

    (接上文:盤點FAANG最新業績

    疫症下審視美國五大科企FAANG(Facebook, Amazon, Apple, Netflix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最新業績,除Amazon和Netflix皆明顯受惠,錄得用戶、 用量或收入增長外,其餘三大則較難有一面倒的說法。

    先說收入最高的Apple吧。最新季度收入580億美元,略高於預期,但佔收入份額一半的iPhone,按年卻錄得7%跌幅,而且估計次季表現更差。在疫情持續下,生產和零售都受創,「賣電話」的生意自然欠佳。不過Apple的訂閱服務收入如iCloud或Apple Music等卻有增長,加入手握近2,000億美元現金儲備,無損霸主之位。

    季度收入為410億美元的Google母公司Alphabet,業績不過不失。Alphabet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廣告公司」,廣告生意佔季度收入八成,即使在疫情下,亦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0%。不過,一向在Google上大灑金錢的旅遊網站如Expedia,因疫情關係決定將廣告支出緊縮至過去的20%。一葉知秋,Alphabet廣告收入前景未許樂觀。幸好其雲端服務收入增長52%,雖然暫時佔比不高,但競爭力不容小覷。

    最後輪到Facebook。Facebook最新的全球活躍用戶為每月26億人,期內平均每人為Facebook帶來6.95美元收入。值得留意的是,Facebook幾乎完全依賴廣告收入(達98%),所以它必須持續增加用戶以確保營運表現,可惜用戶老化和增長放緩卻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尤其在後起之秀如TikTok/抖音的挑戰下,更顯嚴峻。幸好Facebook手持600億美元現金的「彈藥」,而經濟低迷正是入手的好機會,且看Facebook能否在Instagram後再下一城,一舉兼併對手和用戶了。

    我因為好奇科技公司在疫症下的表現而做了一點簡單的資料搜集,卻發現FAANG之間很難互相比較,因為它們的產品、服務、營運模式、CEO作風等統統不同,並互有競爭。例如Google和Facebook的收入都以賣廣告為主,而Amazon、Google和Apple均涉足雲端服務,還有Amazon和Apple皆想在串流平台上向Netflix分一杯羹等。

    而它們之間最大的共通點,是都掌握了龐大的用戶數據。或者可以這樣推測:誰能最有效地挖掘、分析和利用數據,誰就可賣更多產品、發佈更精準的廣告、或推送更令人欲罷不能的內容,將來繼續稱霸全球、獨領風騷。

    不過,隨人們對個人資料的重視提高,和各國有關私隱的監管漸成風氣,大數據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更多公眾和政府的監察。在發展大數據和保障私隱上如何平衡,五大可有對應良策?

    相關舊文:平行時空大數據比你更了解自己?科企如何透視你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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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

  • 識人好過識字

    初創想得到風投(Venture Capital,VC)垂青,可以活學活用「佐治古尼的試鏡祕訣」,成為風投deal flow的「偵測對象」,反過來令自己為被爭奪的目標,增加成功機會。

    本地風投Fresco Capital不久前在一個美資銀行舉行的初創活動上,分享他們獲得deal flow的三個主要方法。上週寫了「由假設出發」和「善用網上資源」兩項,今天寫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三項:識人好過識字。入正題前,先講一個科網界的經典故事。

    角色:Mark Zuckerberg、Sean Parker、Sequoia Capital

    很多人都知道Mark Zuckerberg是Facebook的創辦人、Sequoia Capital(紅杉資本)是矽谷最著名的風投,那Sean Parker又是何許人?他創辦過兩家初創:一個成功的音樂分享網站叫Napster,和一個不大成功的產品叫Plaxo。但Sean Parker在科網留下最重要的足跡和這兩個產品都沒太大關係,而是令無寶不落的紅杉資本,很沒面子地錯過Facebook這單世紀大刁。

    紅杉資本是Sean Parker那個不大成功的產品Plaxo的主要投資者之一,也間接令Parker因「行為不檢」之類他認為莫須有的理由,被董事局踢出自己的公司,並陷入抑鬱。

    Parker離開Plaxo後不久便轉投Mark Zuckerberg懷抱,並與之結成好友。2004年,Facebook漸為人認識,並陸續收到許多VC叩門求見,包括令人趨之若鶩的紅杉資本。Parker卻對紅杉壞話說盡,游說Mark Zuckerberg不要接受其投資。當年Mark仔年少氣盛,當然「幫親不幫理」,在與紅杉會面那天,不但遲到、身穿睡衣赴會、而且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題為「十個你不應投資的理由」,其中一個直截了當地寫「因為Sean Parker和我們一道」。堂堂紅杉資本何曾遇過這樣的羞辱?交易自然告吹。

    紅杉資本對Facebook失諸交臂的故事,成為風投的經典案例,教一眾VC加倍小心奕奕處理自己和旗下初創的關係,以免惹上一個記仇的偏執狂,錯過下一個Facebook。

    這對VC來說是個教訓的故事,對初創又有何啟示?反過來看就很清晰了:既然VC不時憑旗下初創的推薦選擇投資對象,如果你想得到某VC垂青,不妨結交它已落注的初創(portfolio companies),透過一位成功獲投資的Founder引薦,比起在云云Kickstarter的產品中跑出,更容易「一步登天」 。

    我寫過兩本講初創的書,其中不少筆下人物後來聲名大噪,令一些朋友跨我眼光比風投還好。這實在過譽,我既不懂做市場調研篩選訪談對象,更懶得從網上尋找題材,那我是如何發掘出這些後來成功的初創呢?不就是通過朋友的介紹啊。

    初創中人多孤芳自賞,有個說法是,A players只愛和A players交朋友,不喜歡和B players、C players等打成一片*。而從一開始就和我很投契的founders,碰巧都屬於比較出眾的一類,再透過他們的介紹認識其他創辦人,只要肯深入訪談,自然能分辨哪些人深具潛質,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投資對象),或題材(寫作對象)了。一旦形成良性循環,就能源源不絕吸引好的項目,VC挑選投資對象,也是類似。

    好,這兩周寫了三個投資者尋找項目的方法,不知對想融資的初創有沒有幫助?一位朋友曾經形容:好的VC就像神一樣,雖然你看不見,但它卻無處不在。一旦令自己進入VC發掘項目的偵測範圍,它自然會找上門。祝你好運了。

    *註:這句話最初來自Steve Jobs。Guy Kawasaki曾經引述過,“Steve Jobs has a saying that A players hire A players; B players hire C players; and C players hire D players. It doesn’t take long to get to Z players. This trickle-down effect causes bozo explosions in companies.”

    p.s.紅杉雖然錯過Facebook,但卻在後來Facebook收購WhatsApp一役中報復性賺回一大筆。所以這個故事的另一個教訓是,只要堅持下去,就可繼續笑傲江湖。

    相關文章:成為爭奪對象

    *圖為Mark Zuckerberg、Snoop Dogg和Sean Parker合照,來自Kevin Mazur/WireImage/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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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精簡版同日見報:《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

  • 推翻全局的少數

    數據是比石油更珍貴的資源,透過挖掘數據,科技企業可以預測每個人的喜好,並透過精準的廣告投其所好,影響並改變其行為。若集體行為被操縱,甚至有機會動搖一國政策、扭曲民主制度。當大企業透過數據謀取暴利時,社會卻要為此付出極大代價。

    說到數據重要,原來並非每個數據同樣地重要。Cambridge Analytica的告密者Brittany Kaiser在Netflix的紀錄片 The Great Hack裏向調查記者解釋,當他們為特朗普的總統選舉進行文宣時,會就每個人的數千個數據(data points)進行分析和歸類,將一些有機會被煽動的人(The Persuadables)識別出來,集中改變他們的立場,而不必浪費彈藥在立場堅定的人身上。哪些人最有機會被「轉軚」?就是那些平時不關心政治、對政策一知半解、拿不定主意的人。

    在具體操作時,Cambridge Analytica會先挑選一個有機會影響全局的「搖擺州份」下手,舉例,威斯康辛州;再把它分割成多個人口相若的小區(precincts); 然後將每個小區的「轉軚人」識別出來,集中火力向他們打廣告。由於已經掌握了這些「轉軚人」的喜好,廣告可以完全為其度身訂造,如勞動階層收到的,是新移民將湧進來搶工作的廣告,令他們相信只有支持特朗普才可阻止新移民入境。只要一個小區有足夠多轉軚人被打動,就可成功令這個小區轉軚;當足夠多小區的轉軚向特朗普傾側時,這個州份就成為囊中物了。這就是利用一小撮人推翻全局的策略。

    圖為Cambridge Analytica的告密者Brittany Kaiser。攝自IMDb

    把這策略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行事不依常規、仕途不得意的Dominic Cummings被脫歐派Vote Leave聘為文宣主帥,一開始時他們處於下風,因為留歐派有建制的支持,擁有大量選民資料可利用,而脫歐派無這些資源。

    但Cummings找到一隊叫AggregateIQ的「特種部隊」,他們是一班軟件工程師、數據科學家等,利用社交平台上有關足球的問卷調查(哪有英國人不愛足球?),得到300萬非選民的數據可作挖掘。這300萬人縱有選民資格卻從未投過票,因為他們不關心政治,對脫歐這複雜議題缺乏分析能力。

    Vote Leave遂集中火力向這300萬人打廣告,廣告的口號響亮(Take back control – 拿回控制權)、訴諸情感(歐盟取走我們3.5億鎊、送進7000萬土耳其移民)等,令這些平時不理政治的人很有共鳴,由政治冷感族,搖身一變成為堅實的脫歐支持者。脫歐派結果在公投中得到51.9%支持率,比留歐派僅多100多萬人。就是這一兩個百分點的少數,改變了英國的命運。

    透過數據操縱別人行為,需要憤怒與恐懼作燃料。從加勒比海島國千里達、到美國總統大選、以至英國脫歐公投,背後操盤手無不以引起憤怒或恐懼的廣告來達到目的。除保護數據的意識外,如何令自己免於憤怒與恐懼,看來是我們的必修課。

    參考資料:

    Brexit: The Uncivil War (電影《脫歐:非文明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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